看天下297期社评

本月初，性学家彭晓辉在广州性文化节上被一位大妈泼粪，这件事读者想必已有所耳闻。我们当然有自己的立场：性学家没有错，错的是泼粪大妈，行为不当自不必说，其观点也禁不起推敲。但若止于此，意思并不大，它反映的，实际上是当下社会对于性认识的巨大割裂。

在大都市，在对性知识了解较多的群体当中，性学家们的观点大多已是常识，即便有不尽认同之处，也能抱和而不同的态度。但中国发展之不均衡，地区、人群之间的落差不下于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认同泼粪大妈观点也不是少数，这一点，从网络评论可见一斑。“手淫于人无害”、“同性恋是天生的”、“性行为不是一种罪恶”，这些观念，在一群人眼里是常识，在另外一群人眼里是邪说。隔膜之大，无可交流，最后唯有诉诸泼粪。

倘若只是口舌之争，倒也罢了，即便发生性学家被泼粪事件，也只是偶发个案，真正触目惊心的是背后普遍的社会现实。因为对性需求的回避，很多人意识不到，中国有数千万留守妇女是多么不人道的一件事；因为同性恋不被认同，中国可能有一千多万“同妻”（丈夫是同性恋），这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因为性知识的匮乏，中国每年有上千万人意外怀孕后堕胎，这又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这些事情是如此严重，岂能视而不见？

“泼粪大妈们”同样对此痛心疾首，于是把矛头指向性学家，但这并不是性学家的“蛊惑”造成的，这只是性学家揭示出来的事实。我们的立场，并不只是基于情感或价值观，更多是基于历史经验和调查数据。我们今天的境况，既残酷又荒谬，但并不独特，从性禁锢走向性开放，面对这个不可阻挡的潮流，很多国家都走过弯路。

以瑞典为例，这是世界上最早进行性教育，也是目前做得最成功的国家之一。1945年，世界上第一个性教育大纲在瑞典颁布，1956年，中学性教育在瑞典强制推行。但当时实行的是恐吓式性教育，主要是警告学生性交的危害性（与“泼粪大妈们”的观点类似），但结果却导致青少年性病患者增多，少女怀孕率急剧增加。直到70年代之后，改弦易张，强调性的正面力量，尊重青少年的自主性，才带来了良好的结果。有资料显示，瑞典的性病患病率和堕胎率极低，每名妇女平均堕胎0.6次，20岁以下女孩怀孕生育的情况几乎没有；HIV阳性患者从1985年到1999年的14年间，整个国家仅发现5132例。

在瑞典的中小学性教育课程中，7～10岁会讲到月经、避孕、自慰和性交，10～13岁会讲到同性恋、性病、裸露癖，13～16岁会讲到婚姻家庭、色情文化、卖淫、领养等29个方面的内容。另外一个例子则是以性开放著称的荷兰，一项2003年的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荷兰家长许可他们15到17岁的孩子在自己家中与性伴侣上床，但荷兰少女意外怀孕、堕胎、性病与艾滋病感染，是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有效的武器，直面事实尊重人性才能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案。

性学家没有错，但仅仅是批驳“泼粪大妈们”也是远远不够的。对比国外情况可知，真正的问题出在性教育的缺位，可以说“泼粪大妈们”同样是性教育缺位的牺牲品。在中国，目前根本谈不上有系统的性教育可言。虽然法规文件不少，但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比如2008年出台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明确了中小学每学期6～7节健康教育课的课时，也从小学到高中进行了规划，但2010年调查显示，全面执行的学校几乎没有。有网络调查显示，大部分人的性知识来自影视作品，比如A片，来自家长和老师加起来还不到1%。要知道诸如A片这样自主获取的信息，或许可以开眼界，但并不是合格的性知识教材，甚至有颇多误导。

所以在中国，真正在传播正确性知识的，是数量不多的性学家群体。很多人以为性学家就是在倡导“性开放”，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他们最主要的工作，一是传播常识性的性知识，二是关注被忽略被歧视的群体，堪称筚路蓝缕。知识分子的悲哀，就在于观念领先于时代，要为此付出代价，在所难免。但中国学校性教育说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系统的实质性行动，靠几个性学家怎么可能改变十几亿人？性学家身上的粪，与其说是某个大妈泼的，不如说是落后的性教育泼的。

我们知道，本刊常被当作一本家庭读物，我们的读者里面，有为人父母的中年，也有学生和老人。关于性，不可以再回避了，关于性的知识，即便在学校学不到，也该自己想办法补课。瑞典人在谈及性教育的时候有一句话说得很好：“知识不会造成伤害、也不是坏事，相反的，知识让人更能控制自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