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天下274期社论

限购不稀奇，疯狂抢购也不稀奇，此前我们已见得多了。但杭州这次汽车限购，还是出乎了人们意料之外——政府先是多次否认要限购，然后突然宣布政策；而在宣布之前，消息已经广为流传，车商早早做好了一切准备。这事情就有点荒谬了，正如人们质问的：一项公共政策怎么可以偷偷摸摸进行？一个政府怎么可以为了保密而丧失公信力？一个刻意保密的消息怎么会泄露给相关利益方？

虽然荒谬，但仔细一想又是势所必然。如果不搞“突然袭击”，那就不是限购，而是盛大促销，让原本不想买车的人也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而要做到绝对保密，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即便不公开咨询意见，政府部门内部总得研讨吧，涉及人数众多，利益大且追查难，消息自然很容易泄露。虽说“前车覆，后车鉴”，只怕以后其他城市倘要实施汽车限购，仍难免重蹈覆辙。

必须“突然袭击”，却无法做到保密，这就成了一个悖论，究其根本，就在于这是一个不公平的公共政策。“占便宜”的心态导致了场面的混乱，具体而言，所占便宜便是公路的使用权，限购让后买车的人要比先买车的人付出更大代价。公路作为公共资源，公平的做法当然是用得多交得多，也就是说，收取拥堵费比限购更公平——试想，如果以收取拥堵费替代限购方案，大可以充分讨论，慢慢推行。而不公平的政策必然导致不公开的程序，不得不搞“突然袭击”式的政策宣布。

但如果要收取拥堵费，势必遭到有车一族的强烈反对，而这是一个庞大并拥有强大话语权的群体。如果实施限购，那些现在还没买车计划的人，却无法集聚起自己的反对意愿，成为事实上的“不在场的人”。政府之所以选择限购，是以牺牲后进入者的利益来游说先进入者，从而减少政策的阻力——不公平，但是容易做。

制定一项公共政策，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选最容易的；一种是选最公平的。倘能两全其美当然好，但很多时候，最公平的往往最难做，最容易的往往最不公平，当此两难之际，怎么办？这些年来我们常见的一幕是：为了方便推行，首先照顾既得利益者，而把公平放在一边。长此以往，这甚至被看作务实的做法，追求公平反成了不切实际的书生之见。

但如果没有公平，事情将会怎样？短时间，会造成类似杭州限购这样的混乱场面，长远看，还会造成另外一个严重的结果，那就是很难改正。出租车行业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在很多城市，因出租车数量管制政策，出租车牌照成为一种资产，随着政策的多年施行，这份资产越来越大，既得利益阻碍改革的动机也越来越强。当城市发展，政府管理部门想增加出租车数量的时候，这部分人就会出来激烈地阻止，导致出租车行业改革长期停滞不前。

公务员养老金改革则是另外一个例子：由于涉及的人群更多，利益更大，更是寸步难行。最近提出的养老金改革方案，一个基本原则便是“不降低机关单位退休金”。虽然在政策设计中，理论上企业职工可通过职业年金，赶上公务员的退休收入，但企业情况千差万别，除了具有垄断地位的国企，能够实施职业年金的企业少之又少。以中国的经济情况，不降低公务员退休金达到公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众所周知，改革进入深水区，普通多赢的改革阶段已经过去，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方法也日益不适用。要么要公平，牺牲既得利益；要么照顾既得利益，牺牲公平。改革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上的零和博弈，因此，李克强总理才会在今年两会记者会强调“改革会触动利益、会动‘奶酪’”。

开始容易，以后就不容易；一时的权宜之计，最终将造成长久的不公平。到了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真正的改革，其要义是公平、公平、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