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闻热点每天都在更换，半月前湘西民间集资案主角曾成杰被执行死刑，仿佛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但他女儿的那句话，倘能偶然记起，仍然让人心中作痛：“今天上午我爸爸已经被执行死刑了，我们连他的最后一面也没见到！一句遗言也没有！”谁无父母，谁无子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窦娥，你今日法场典刑，难道没有一个亲戚来看你么？”在古代的《窦娥冤》中，行刑者尚有如此问话。明正典刑前，死刑犯会见家属做最后的诀别，这在中国是一项历史悠久的自然权利。春秋时代《周礼·秋官》就规定了闹市行刑制度，据此，亲属和死刑犯见最后一面应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到了唐朝，刑前会见明确被写进了《狱官令》：“诸决大辟罪⋯⋯官给酒食，听亲故辞决”。宋朝《元丰令》进一步还规定，对死刑犯“不得掩塞其口，及令人众奔噪”，临刑前不能塞住死囚的嘴，也不能让旁人叫喊掩盖死囚喊冤声，这不仅是人道制度，还是死囚最后的申冤机会。
在西方，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判死刑，临刑前见过家人，还与几个朋友侃侃而谈，直到狱卒端进毒汁，这才收住话头，一饮而尽。到了现代，很多国家已经废除死刑，即便保留死刑的，对于刑前告别，也有诸多安排。比如在美国保留死刑的州，对死刑犯实行“接触探视”，可以自由无障碍地与亲友交流，处决前从普通牢房转到死刑牢房，与亲友度过最后的时光，比如共进最后的晚餐，有时甚至可以与配偶同居。
然而，目前的司法现实却不是那么回事。7月12日，在家属未得到通知的情况下，曾成杰突然被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死刑，遗体被火化，家属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更让人没想到的是，执行死刑的长沙中院，于7月13日在官方微博上强硬表态：“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对犯人执行死刑时，犯人必须跟亲人见面。”这被网友称为“本年度最无情、最冷血微博”。很快长沙中院删博，改口称是曾自己不愿意见面。
“刑前会见”有着明确法律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总是被忽视、轻视。早在1998年，针对1997年版《刑事诉讼法》，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规定：“执行死刑前，罪犯提出会见其近亲属，或者其近亲属提出会见罪犯申请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这里的“可以”，到实践中就成了“不可以”。直到2003年，北京才有了第一起媒体报道的死刑犯刑前会见；而广东首次允许刑前会见，则是在2006年。
2007年两高、公安部等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规定：“人民法院向罪犯送达核准死刑的裁判文书时，应当告知罪犯有权申请会见其近亲属。罪犯提出会见申请并提供具体地址和联系方式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原审人民法院应当通知罪犯的近亲属。罪犯近亲属提出会见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及时安排会见。”刑前会见从“可以准许”变成“应当准许”，并明确死刑复核送达时，法院及时通知家属，保证家属申请会见的权利。
所以，即使按长沙中院改口后的解释“曾成杰执行死刑前验明正身时，法官告知其有权会见亲属，但罪犯曾成杰并没有提出此要求”，那也是在验明正身时才告知其有会见权，而不是按前述规定在死刑复核下达时，更没有及时通知家属，是在变相剥夺死囚及其家属的会见权利。然而，面对汹汹舆情，长沙中院再无一字回应。
对中国人来说，如果一个人为自己的罪行赔出了生命，那便已经足够，人们转而对他保持一个宽容的心态，认同他有接受人道待遇的权利。曾成杰的女儿在网上替父申冤，应和了这个传统，牵动了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死刑已经很残酷了，如果连“最后一面”都剥夺，或是完全不当一回事，如此冷漠随意，岂能体现法律的尊严，遑论法律背后的人情？
道理朴素而简单，无需一说再说。此事引发的巨大波澜，理应让司法执行者了解到，社会对于死刑犯的人权保障，已经有了强烈的共识，他们需要，也必须做出改变。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曾讲过他亲历的一件往事：他第一次亲临刑场，观看死刑执行，一名死刑犯临刑前突然对法警提出请求：“我可不可以挪一下位置，我面前有块石头，如果倒下，这石头正好磕着我的脸。”法警没处理过这类情形，一脸疑惑地看向负责现场指挥的法院副院长。副院长下令：“给他挪挪。”然后告诉在场所有人：“大家要记住，即使在这一刻，他们也是人，也有尊严。”

（看天下250期社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