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知道空气污染对身体不好，但到底有多不好？不清楚。7月8日，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则研究报告称，中国北方5亿居民因严重的空气污染，平均预期寿命缩短5.5年。不消说，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消息。

环保部很快做出回应。7月10日，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副司长刘志全称，上述研究“没有大量样本，得出这个结论不可信”。从常理看，要科学评估空气污染对寿命的影响确实很难，影响健康的变量太多，又几乎不可能找两群人来做实验——且不说伦理问题，那得花多长时间啊。

有必要对该报告做一个简单介绍。研究者发现了一个理想的天然实验场，由于中国南北供暖政策不同，烧煤取暖使得淮河北岸空气中的总悬浮颗粒物比相邻的南岸跳跃性地高出200微克/立方米，同时期人均预期寿命也在淮河南北两岸表现出突变，北方比南方少五年半之多。

该报告在科学上站不站得住脚，需要专家更深入细致的研讨，我们看重的是它在尝试对污染带来的损失量化处理。回溯近几年中国人对空气污染态度变化，便能看出量化有多重要。从两年前美国大使馆公布PM2.5数据，到一年前中国多个城市逐步公开PM2.5数据，再到现在，人们看空气质量指数比看天气预报的次数还多——由此可知，PM2.5对于中国都市人群的心态影响之大。这在两年前是难以想象的，那时候由于缺乏可量化的数据，大家都是糊里糊涂过日子，所谓无知者无畏，情绪还算稳定。

但今天已经不一样了，量化数据成为频繁引用的资料。7月9日，环保部长周生贤就在报告中提到：按照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全国70%左右的城市不达标；雾霾污染最严重时，北京市PM2.5小时浓度最大值为680微克/立方米，石家庄市则接近1000微克/立方米；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世界城市空气质量报告，在1082个城市中，北京市排名1035位，我国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好的海口市排名在800位之后⋯⋯这就是量化的力量，有数据才会让人为之惊心，而公众有压力，政府才会有压力。

周生贤在报告中还说：“既需要高速的GDP，又要干净环境质量不可能，必须要把当前发展速度放得慢一点，别那么快，党中央定的是7%，为什么（一些地方）要搞到百分之十几，谁让你搞的，你把空气污染成这样，中央要求7%，我们搞到7%赶紧停。”但问题是我们如何去精确计算得失？“GDP挂帅”的弊端说了很多年，之所以还能盛行，便在于它确是一个很好用的经济指标，而在污染损害方面，我们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量化方式。

空气污染导致减寿5.5年的报告虽有争议，但这是一个开始，是PM2.5之后的进一步延续——从空气质量的可量化，到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可量化。这种量化的意义不仅在于让公众惊醒，还在于可作为政策参考：根据该报告估计的空气污染对寿命的影响，计算表明，每年整个社会愿意至少支付GDP的两个百分点的支出，使空气颗粒悬浮物的浓度降低100微克/立方米。而在美国，各个部门每年都会发布“统计学生命价值”——通俗地说，便是一条命值多少钱——以此作为政策的依据。比如2010年美国环保署把生命价值上调为910万美元，这就意味着将在空气污染等领域实行更严厉的管制措施。同年美国交通部也把生命价值提高到了600万美元，这导致奥巴马政府通过了一项要求更高的车顶强度标准：2005年，美国交通部提议把汽车车顶加固一倍，这样每年可以减少135人的死亡，布什政府否决了该提议，因为按照当时美国交通部所定的生命价值，加固车顶一倍的成本高于所救人命的价值。

 把人的生命用金钱来计算，看起来是不道德的，正如我们平常所说的那样：生命无价。但从可操作性的角度看，把污染损失量化，甚至把生命价值量化，正是对生命的尊重。在这个数字化管理的时代，面对“GDP挂帅”的现实，想要发展得更均衡，必须要让“看不见的损失”显露出来，以量化对抗量化。否则，正如周生贤所说：“如果发展的结果使健康人变成了不健康的人，变成了瘸子、跛子，这是对发展的一种讽刺。这种发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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