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生是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开拓者，正是在他掌门的时候，中国足球进行了力度最大的变革。9年前，王俊生在一片质疑中离开足协，后来阎世铎、谢亚龙相继接班，人们不由地感慨：中国足协几任领导，还是王俊生干的实事最多！

    王俊生如今是中体产业的董事长，掌管着几百亿的资产，工作很忙，但对于足球界的老前辈，还是充满感情，他接受了我的电话采访，对马克坚的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他这样对我说：

得知马克坚离世，尽管有了思想准备，依然难以接受。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一点征兆也没有，前不久还见到他，他腰板挺直，精神矍铄，声音朗朗，一点不像七旬老人。我还开玩笑，说他是健康老人，是个老帅哥，没想到这么快就走了，我不禁叹息，最脆弱最难预测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啊！

马克坚是我的前辈，当我还在少体校的时候，他已经是国家队守门员了。我们90年代在足协一起工作的时候，虽然晚他一辈的我做了他的领导，但我依然敬重他，不仅仅是年龄和资历的关系，而是他的为人和敬业精神始终在感染着我。

有些和马克坚打交道的人对他有误解，认为他不好接触，有时候显得有点倔，那是对他不够了解。他待人接物虽然不那么热情洋溢，但他心里有一杆秤。他不会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也不会为了讨好谁讲假话。

他不会因为谁是他的领导而唯唯诺诺，也不会因为谁是他的下级而趾高气昂，他总是那股不卑不亢的劲头。对工作、对足球，也总是那么真诚、那么着迷。

马克坚在足协担任技术部主任的时候已经50大几，距离退休的时候也不远了。但他就像一个20几岁、还有几十年工作要做的年轻人。我常常感叹他对足球的热爱和痴迷。他常常和我谈起中国足球技战术上面临的问题，而他总能旁征博引，对比世界足坛的动向。他对国际足球技战术发展了如指掌，真正进入了活到老、学到老的境界。他这把子年纪居然把电脑弄得很利索，还不断学习英语。他在晚年完成了《足球教材》、《夹心饼干——对足球训练的探索》等足球理论著作，写下很有价值的回忆录《我离中国足球最近》，而且还有《足球战术与配合》、《足球的三次革命》等译著，真是题材多样，涉猎广泛。

1992年中国足协第一次聘请洋教练，我感到他是谈判的合适人选，于是派他到德国选帅。在不断衡量考察的过程中，他把目标缩小到施拉普纳和克劳琛两人，期间他也不断把两位洋教练的情况向我汇报。他感到施拉普纳的知名度更高些，而且执教过德国甲级队；克劳琛是一个有援外经历的教练，但表述的不是那么透彻，所以放弃了克劳琛而用了施拉普纳。后来施拉普纳失败了，我们共同承担了责任。事过十多年，2005年克劳琛带领中国青年队打得颇有气势，同德国、荷兰等强队几乎不分上下，我感到出乎意料也感到提气。那时我虽然离开足协，但同马克坚聊起来，他坦诚地说，如果当初邀请克劳琛结果会好一些。我说，事情常常无法未卜先知，但言谈话语中可以看出他的惋惜，也说明他对自己作过的事情不轻易下结论，但一旦感到有失误，也不会遮遮掩掩。其实他不说出惋惜之意，他也在挫折中总结着，而且取得了成功。1999年底中国面临又一次选择洋帅的时候，足协在米卢和桑特拉奇之间做选择，在比较中大家感到米卢更合适，我当时告诉他一定争取谈成，他面对这位有能力同时也很难谈判的对手，有理有节，既坚持了原则，也团结了米卢，使得这次合作带来唯一一次皆大欢喜的结果，

我还回忆起1994年开展职业化的时候，的确面临很多困难，我们在做着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一切都在摸索中前行。马克坚做为中层干部，真是为我出了不少主意，而且他对国外俱乐部那么熟悉，他多年的积累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我感到构筑中国职业化，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便把一些文件交给他起草。他废寝忘食，当天应该办的事情他决不过夜，我常常看到他一包方便面一杯茶，一干七八个小时，还津津有味、乐此不疲。职业化的22个文件，他起草的就有十五六个，这里面凝聚了他多少心血啊！记得有一天他的夫人找到我，非常忧虑地说：“你可不能这么使唤老马，他也是60岁的人了，成天这么高强度的工作。”这个要求也让我警觉起来，我就不再那么多地给他派任务了。但无济于事，对他来说不工作才是最难受的。他说自己虽然六十岁，没有感到精力不济，而且深感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他退休后也没有闲着，他丰富的经验、既有足球技术又有很强的策划乃至文字能力，在足球界是很难得的，像这样的全才，即使到80岁也会有人来请。可惜这成了美好的假设，他也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

记得他深情对我说过，中国足球历史漫长，距离国人的期望太远，我们也许无力扭转，但要做到问心无愧，不少足球先辈已经去世，我们活着的人就要做永不放弃的传播者。没想到，他也匆匆离去。

天堂里他依然不会放弃足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