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洛德·西蒙（Claude Simon，1913年10月10日－2005年7月6日），法国作家，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有《风》《常识课》《农事诗》《弗兰德公路》《植物园》《有轨电车》等。

今天正好是克洛德·西蒙这位大作家百年诞辰。在此发表我正在翻译的他的译作《四次讲座》（2012年在法国的午夜出版社出版）中的一个段落，以表示对他的纪念。

这一篇讲座的题目为《写作》（Ecrire）。讲座稿撰写于1989年8月，于1989年10月在博洛尼亚大学宣讲。

这里发表的是前半部分的译稿的初稿，还有待于修改。

好几年前，巴黎的日报《解放报》向相当数量的作家提出了那个著名而又阴险的问题：“您为什么写作？”[1]

很自然，回答是五花八门的，而其中的绝大部分表现出了多少有些尴尬的辩解形式，就仿佛，对某些人来说，从事这一活动会被人认为多少带有一些耻辱，而需要作一些多少属于伦理道德上的阐释（让我们顺便注意一下，这一奸诈阴险的问题是专留给作家的，而人们从来就没有问过一位画家为什么要画画，也没有问过一位音乐家为什么要作曲……）。

至于我，我记得我大致是如此回答的，如同任何一种人类活动一样，写作活动同样有众多含糊的动机。假如最微不足道者（为什么不承认这一点呢？普鲁斯特本人，这位巨人，在任何为得到一个批评或者让他认为很愚蠢的人们来阅读他的行为面前都不后退……）……假如这些动机中的最微不足道者，但它并不因此而少存在，是渴望得到社会的承认，是证实他的地位，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获得成功，那么我认为，最深刻的动机就是，要面对自我通过一个“做”（faire）字来证实他自己的存在。这不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而更是一种“我做（我生产）故我在”，这一需要，在我看来，是最基本的，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会感到，无论他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来回答问题的，也无论是通过做苦活迎来丰收，还是通过做生意，是通过做或建造一座桥，一些机器，还是通过做研究，等等。

为了完整地回答这个问题，我要补充说，如果说我选择了写作作为所做之事，那是因为我似乎觉得，写作是我做得还算差强人意的事，而那位萨缪尔·贝克特——然而，我跟他并没有一起商议过——以其天才的简明语式，把这一点简述为四个词：“只会这个”。句号结束，仅此而已！

我并不想进入到各种不同进程的细节中，无论是心理的过程或是其他过程，按照这些过程，我在年轻时代尝试过各种不同的活动，诸如绘画或革命行动（此外，这后一种很快就被抛弃了）之后，我被引着得出跟贝克特一样的结论。然而，在走得更远之前，我觉得有必要认清好多人对文学和作者所形成的某一种概念的真相。

人们常常这样问我，我是如何并且是在什么时候“决定”成为一个作家的，或者，如同某些人用一种空头大话所说的那样，“献身”于文学的，再或者，按照一种即便不能说是夸张的，倒也可以说是更浪漫的，甚至几乎有些神秘的说法，“进入文学界”（就如同人们进入到一个宗教团会中，或者教士等级中：比如说出家成僧侣，或者苦修会修士，由此“告别尘世”！）

我清楚地知道（人们引用了一些著名的——此外还是彻底错误的——例子，比如，尤其是福楼拜的例子，那位“隐居”于外省，栖身于独居状态的福楼拜，说他那样做只是为了做写作之事，而实际上每个人都知道，即便这位克罗瓦塞的著名“隐修士”[隐修士：又是一个从宗教词汇表中借鉴来的词……]能在很长时间里把自己关闭起来以便工作，他也根本没有告别世俗社会，他依然可以很方便地经常跑去巴黎，甚至去更远的地方，而在性生活层面上，尽管被称作“隐修士”，他甚至还算得上是一个著名的花花公子……）……因此，我清楚地知道，这一形象很讨公众喜爱，而且，由此，很多作家还相当真诚地热衷于维持这一形象，同时也维持住这种多少还算很神圣的光环，而在传统上，这种光环往往围绕在那些由上天赐予几乎神圣的“恩宠”（如同该词所指明的那样）的先知、游吟诗人或者抒情诗人的身上，，其同样不无神圣意味的特点就是著名的“灵感”，而早熟的少年天才的例子同样不胜枚举，十三岁就能写历史剧，十五岁就能写长诗，而这，让我头脑大为混乱，我得承认，我不仅从来都没有这样做过，而且，连动这样的念头都未曾动过一下。对这一话题，我应该说，假如在小学的课堂上，我曾相当善于做人们在法国称之为“记叙文”的那个练习，那么，在中学的课堂上，当我必须面对我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时，面对着那个著名的“法兰西式议论文”，带着它那个同样著名而且永恒不变的三段式的结构（阐述、展开、结论）时，一切都变了，以至于到那时为止在“法语课”上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我，一下子名落孙山，同时，与之相反，我发现我自己对数学却有一种天赋，这就促使我放弃了哲学课，而改选这方面的课目，以便通过我的中学毕业会考，而且此后还继续学了一段时间的高等数学，然后，兴许是因为太懒惰，或者太愚笨，就放弃了（算来，这还是我的一个小小遗憾呢……）。

*

    我属于一个宽裕阶层，却并不拥有一笔巨大的财富，我是独生子，少失怙恃，父母的过世让我继承了一片土地，但我没有亲自去经营它们，而它们的收益尽管微薄，却足以使我无需为度日而犯愁，以至于我过上了一种相当空乏的悠闲青年的生活，完全可能做下年轻人通常都会去干的种种傻事，如我方才说过的那样，我尝试过绘画、干革命，偶尔也尝试过写作，随心所欲地旅行，穿越欧洲，从英国到意大利，中间经过德国、苏联和希腊，漫不经心地闲逛于博物馆和书店中，就这样，凭靠着对愉悦的唯一追求，我渐渐地为自己建造起了一种自学成才的机制，而在文学兴趣方面，最基本地（我甚至几乎可以说，唯一地）浮现出来的作家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康拉德、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和福克纳。

   最终，为了补全这一培养（或者，假如我更喜欢那样说的话，这一瞎培养……），在共和主义的西班牙有过了可算是革命的一种阅历之后，我，如同在古老欧罗巴的很多居民那样，曾有机会（因为，假如人们能够安全无恙地死里逃生，这还确实是一种难得的机会……）同样有过了算是战争的一种阅历（一种迅速的然而从场面上来说却又相当粗野的阅历：我确实在一支骑兵部队中服过役，我的团是被总参谋部事先就冷冰冰地牺牲掉的那些团中的一个），随后又有“机会”尝识了被俘、饥饿、生理上和精神上的极端匮乏，然后，好几年之后，又不幸生了一场大病，长期的疾病惩罚我在好几个月时间里一直卧床不起……

    现在，最后再说一句话来结束这一小小的开场白，假如在“您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之外，人们还要加上“为什么写的是小说，而不是戏剧作品或者诗歌？”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就不得不看到我自己忏悔道，那兴许依然还是我那与生俱来的懒惰本性在起作用，就是说，我似乎会觉得，小说是一种混杂的体裁，很难定义，人们可以在其中放进无论什么东西，那里才是允许人们自由驰骋的唯一领域，而不必非得事先积累起一些特别的知识。

     因此，如同人们看到的那样，如果说我曾经写作（而且继续从事写作），那并不是出于某种强烈的“使命感”（如同出家去当教士，入伍从军或者驾驶飞机），而是，假如可以借用一位著名生物学家的名言这样说的话，出于一系列偶然性和必然性的作用，而为了说得更完整，在这些偶然性和必然性上，还必须加上某一种兴趣爱好，因为如果说，写作是一种很艰苦的劳动，那么它同时也是获得一些巨大喜悦的手段……

    现在，来回答马上就提出来的第二个问题，即：“写作是什么？”我的回答（我说的是我的回答，而不是笼而统之的那个或那些回答，因为，那些哲学家，那些语言学家，远比我更优秀的人们已经给出的回答，足以填满成百上千的书柜），我的回答，首先，将是一个尽人皆知的老道理：要知道，写作就是——这一点常常被人忘得精光——这跟说话正好相反——在语言中并通过语言来工作，而假如有人问我“那是在做什么？”我会说是在制造（是在生产）并不存在于所谓真实世界中的东西，然而它们跟真实世界有关系，但是在语言中，它同时还跟其他东西有关系，而那些东西，在可以衡量的时间和空间中，彼此间可能相隔无比遥远的距离。总之，作为我刚才得出的必然结果，恰好如同通过一种天才的字母换位[1]，人们得以说阅读（lire）就是连接（lier），写作基本上也就是连接，哪怕就是在最简单的句子中，主语、动词和谓语也“形成了各种关系”，人们可以说，它们结晶为了一个唯一的物件。

    当然，第三个问题也就这样提了出来：“写什么？”

    显而易见，我在这里说的只是文学写作，同样的显而易见，是小说的写作。我早已经，在各种机会上，在各种采访或谈话中，就此主题做过长时间解释，尤其是在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我所作的演讲中，以至于我事先就请那些之前曾经听我那样说过或者读到我那么写过的人原谅我不时的重复。

    我尤其希望的，是我的话语不被当做一种理论演说来接受，而是更简单地作为一些很主观的想法的阐释，而那些想法，我是通过反思我的工作、我的兴趣、我的爱好而渐渐形成的。

    我刚才说了，从我那些杂乱无章的自学成才的阅读中，最基本地浮现出来的作家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和福克纳（尽管当涉及到最后那一位——从很多方面来说，他曾算是我的老师——时，我不得不有所保留，关于这一点，我下面还会解释的）。

    但是，实际上，我可以这样说——我甚至应该这样说——对我而言，真正的叙事文学（我们不妨说它为活着的文学——因为我痛恨使用“现代”一词，它被人们用得实在是太滥了）是从他们那里开始的，因为，除了司汤达所贡献的几页对滑铁卢战役的描写中（这与造型艺术中的情况正好相反，在那里，某个基克拉泽斯人的“诗琴演奏者”，或者某个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2]都跟我一样属于当代，都跟一个米罗或一个劳申伯格[3]一样的“活生生”）……除了司汤达的那几页书，我就从来没有对那一类所谓“传统”小说真正有过什么兴趣，尽管在文学的历史和进展中，它们中的某一些作品（例如《包法利夫人》）毕竟还是那般的重要。

然而，我不禁不是一个道德学家，而且在我的头脑中还有一些东西，使得我在当有一个作者在那里想让我相信他是在讲述一个典范性的故事时，我会体验到一种无法抑制的厌烦，就是说，就如同狄德罗在《宿命论者雅克》中所显示出来的那样，从一系列虚构的事件中，而他自己则作为这些事件的绝对主人（这主人将决定一切，是否让这些或那些人物彼此相遇，让他们彼此相爱或者憎恨，让他们在自己的事业中成功或者失败，最终走向幸福还是走向自杀，等等），由此，从一系列虚构的事件中，我必须得出结论如下，野心总是要得到惩罚，如同吝啬那样，美德总是要得到报偿（或者惩罚，照萨德的说法），或者，如同在福克纳的作品中（正是在那里，我通过阅读跟普鲁斯特齐名的前所未有的文学描写的最伟大天才，真切地体验到了唯一的约束，唯一的限制）……由此，如同在福克纳的作品中，人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平凡命数，什么样的不可避免的命运，或者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厄运，在惩罚或打击女人们、肉欲、罪孽、乱伦，等等。

换句话说，主导着这一类小说的法则，它通过种种事件之间的一条链条（所谓命定的和无法避免的）一直引导到一种乐观主义的或者令人绝望的结局（一个结论），本是因果关系的法则：从童年到死亡，这些命运预定的、简化到了极点的人物的生命，都被讲述给了我们，而从夏尔·包法利滑稽地进入到他小学的教室中，到爱玛同样滑稽的阅读，再最终到她的自杀，一切全都展现了出来，如同一连串的条件反射，简直可以说是巴甫洛夫式的，而我只是在伟大的福克纳的作品中，才看到了一个可以与之媲美的令人赞叹的范例，他丝毫不怕在一份为《喧哗与骚动》而作的序言计划中这样写道（我在引用它的时候请求人们原谅我采用的是它的法语译本）：“[……]假如人们打发孩子们去牧场上度过下午，好让他们独自留在家里[……]，那是为了让那三兄弟以及小黑人们能够抬起眼睛朝向爬在树上的凯蒂裤衩上脏污的裤底，”这句子，假如人们来分析它，就背叛了，这对福克纳是很残酷的，一向主导着传统小说之制造的可笑的冒充（dérisoire imposture），因为打发孩子们去牧场上度过下午的这一“人们”（on），可不是令人敬重的康普森夫人，而是福克纳本人，而“为了”让“凯蒂裤衩上脏污的裤底”不再有别的目的，只是让我们相信，这个女孩天生就生活在肉欲罪孽的垃圾中，这一对福克纳来说的“污秽”中，而它，就如小说的下文所显示的那样，只会带来种种的不幸和灾难。

这把我跟那种文学就彻底分开了，并使它在我眼中变得几乎无法读（幸运的是，在福克纳笔下，恰如在福楼拜笔下，还有，尽管是在非常低的程度上，在巴尔扎克笔下，还是留下了那些描写，我跟一位蒙泰朗或者一位布勒东正好相反，这两个人都宣称，当他们在一部小说中遇到描写时，他们就赶紧把那些书页翻过去，而我几乎要倾向于说，就我个人的情况，当小说中一段描写停止下来时，当作者开始投身于一些心理学上的或者社会意义上的思考时，这时候，我则要把书页翻过去了）。

因为，如果说，作者讲述给我的所有这些事件当然都是可能的话（一些小黑孩[让我们再次注意一下这一饱含了涵义的细节：黑孩子]看见一个爬在树上的小女孩的裤衩上脏污的裤底是可能的，而当我读到“人们”和“为了”时，我却会简单而又纯粹地起来反抗：还想把我当做一个傻瓜吗？……）……由此，如果说，在传统小说中讲述的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可能的话，那么，它们却并不以任何方式在我眼前显现出命中注定、不可避免，当然也就更不会饱含能指了，以至于，跟巴尔扎克所希望的正好相反，我既无法在他的作品中，也无法在跟他类似的作家的任何一部作品中看重“整整一种社会意义上的教诲”（这几个词语他在为《赛查·皮罗多》和《纽沁根银行》而写的前言信中使用的），同样，我也无法在其他的这部或那部小说中找到一种宗教上的、道德上的教诲，或者更简单地，一种实践意义上的教诲。

同样我也无法对人们为我展现的一些没有色彩变化的人物感兴趣，他们或是傻透了顶，或是坏到了底，或极勇敢，或极软弱，或极有德行，对这样的人，我无法对他们的历险，也无法对他们宣称要为我显示的东西感兴趣。我会带着一种厌烦把一页又一页的书翻过去，去找到东一点西一点的描写，而它们，突然一下子，会在我的内心中催生出这种被人叫做愉悦的特殊的情感质量。

相反，我对抗任何一个那样的人，只要他对我说，被罗果仁用刀捅死的娜斯塔霞·费里波夫娜的死在散发出哪一种教诲，哪一种“道德意义”，我对抗任何一个那样的人，只要他对我说，梅诗金公爵具有一种比常人更高的智力，或者完全是个白痴[6]……如果说，在阅读了《包法利夫人》三十页书之后，我预先就知道了这一不幸的家庭生活必将积累起各种各样的蠢事，我却决不会知道列别杰夫或伊万·卡拉马佐夫将犯下的无法预计的行为，相反，如果说我很难相信凯蒂从她的童年起就注定要成为纵欲狂并落入苦难中，我却会毫无困难地相信（我感觉），当本吉[7]听到从打高尔夫球的那些人嘴里喊出“球童”这个名词[8]时，他只能痛苦不堪地嚎叫，我相信（我感觉），普鲁斯特可以因为脚底下感觉到的高低不平的两块街石，突然地从盖尔芒特家的府邸被带到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前的广场，我相信（我还感觉），摩莉·布鲁姆[9]可以被她打算第二天去集市采买的多汁水果的联想带入色情的梦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