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收到《译林》杂志社寄来的杂志。2012年第一期内有一篇文章，谈及龚古尔文学奖的历史和2011年最新的获奖作品。其中的一些说法有误。

福楼拜（1821-1880）、左拉（1840-1902）和阿尔封斯·都德（1840-1897）这三个著名作家都不是龚古尔文学奖的评委，因为他们活得太早，死得太早，不可能穿越历史来当1903年才设立的龚古尔文学奖的评委。1903年，最早的十名龚古尔文学奖评委名单如下：Léon Daudet, J.-K. Huysmans, Octave Mirbeau, Joseph-Hunri Rosny, Justin Rosny, Léon Hennique, Paul Margueritte, Guctave Geffroy, Elémir Bourges, Lucien Descaves。

附录:博主本人多年前写的的一篇文章：

龚古尔文学奖杂谈

说到法国的龚古尔兄弟，今天的人们所能想起的恐怕不是他们留给后人的文学作品，而是以他们的姓名命名的文学奖。文学爱好者一般可能不知道《勒内·莫普兰》、《翟米尼·拉塞特》是谁的作品，但他们却知道埃米尔·阿亚尔的《前程万里》(1975)和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1984)获得了当年的龚古尔奖。

确实，爱德蒙·德·龚古尔(1822-1896)和于勒·德·龚古尔(1830-1870)这两兄弟在法国文学史上留下的名声更多的在于他们死后创立的龚古尔文学奖，而非他们自己写的文学作品。

1870年，弟弟于勒先辞人世，爱德蒙与另外9位文学界同仁创办了一个文学社团，这便是龚古尔文学院的前身。1874年，爱德蒙立下遗嘱，以他的遗产为基金，设立一项文学奖，专门奖给“每年的最佳长篇小说、最佳短篇小说集、最佳想象性散文作品”，以“奖励青年，奖励具有独创性的才能，奖励思想和形式上的新的和大胆的倾向”。从1903年第一次颁奖以来，龚古尔文学奖年年都推出文学新作，一直持续至今，并成为法国公认的最有影响的一种文学奖。

龚古尔文学奖的评选委员会由10人组成，每年评选一部当年发表的散文作品（就是说不是用诗体写的作品）。现今的10人评委均为著名作家：主席埃·巴赞、副主席弗玛莱-若丽、秘书长弗·努里西埃、委员埃·罗布莱斯、米·图尔尼埃、罗·萨巴蒂埃、达·布朗热、让·凯罗尔、安·斯蒂和爱·查尔斯。他们平时审阅提交上来的初选作品，进行自由的评议。随着秋季最后裁决期的来临，评委们的争论也变得日益激烈起来。到11月，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对大家都比较喜欢的四、五部作品进行最后投票，一人一票，过半数即获选。如果第一轮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过半数，则淘汰得票最低的，然后进行第二轮投票，逐步淘汰，直到选出得奖作品。举一个中国人现在已经熟悉了的例子——申办奥运，这情景跟国际奥委会投票选定奥运会举办城市的过程大致相同。获奖者除了得到仅仅具有象征意义的50法郎（与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的23万美元形成巨大反差）之外，还将被邀请与评委一起在位于巴黎歌剧院大道附近加雍广场边上的德鲁昂餐馆吃一顿晚饭。

尽管龚古尔文学奖的奖金数目微乎其微，但它所标榜的“以文学性为最高准绳”的严肃性以及它的权威性影响始终标志着一种文学成功现象，令众多作家梦寐以求。因为作品一旦获奖便如鱼越龙门，身价百倍，书至少可卖出五、六万册，给作家本人和出版商均可带来极为可观的经济利益和非同一般的名誉。1991年，皮埃尔·孔贝斯科的《受难地的女人》在获奖之前卖出了5万多册，颁奖消息传开后，大小书店均不约而同地把它放在橱窗和书摊的最显眼的位置，大红套封，上边赫然书写着“1991年龚古尔文学奖”几个大字。于是，小说很“自然”地又再版了12.5万册，畅销异常，简直令人瞠目结舌。1990年的获奖者让·鲁欧本是一个报刊亭的老板，他的《荣誉场》以8:2的票数最终夺魁，这是从1950年以来评委首次为一部处女作颁奖。《荣誉场》获奖后很快便被翻译成8种文字，作者也决定停止卖报卖杂志，专事写作。可以说，那一年的龚古尔文学奖确确实实地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记得当时有家报纸报道此事时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巴黎少了一个报刊商，法国多了一位作家”。

然而，龚古尔文学奖的权威性如今越来越遭到人们的怀疑。当今的法国文坛早已同商业投机，经济竞争、公众趣味、文化市场等纠缠得难以分开。一些作家为了追求名利，往往把夺取龚古尔文学奖或别的文学大奖当作一条捷径，他们常为投评委之好、投读者趣味之好而精心设计自己的作品，而评委在评选时也比较多地考虑各出版社之间的平衡、候选作品的文风与公众趣味的关系等，这已使各文学大奖（包括龚古尔文学奖）有违当年设置时发现人才、奖掖新秀的初衷，更多地染上了商业色彩。

法国《读书》曾对1944年到1987年44部龚古尔奖作品作了分析，认为获奖作品并非价值均佳，而是鱼龙混杂，它们可以大致分为六等：一、特别优秀；二、优秀；三、好；四、一般；五、平庸；六、差。特别优秀的只有2部，它们是于连·格拉克的《西尔特沙岸》(1951)和米歇尔·图尔尼埃的《桤木王》(1970)；优秀的5部，其中有埃米尔·阿亚尔的《前程万里》(1975)和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1984)。好的有9部。一般的13部；平庸的11部；差的4部，包括让-雅克·戈蒂埃的《一则社会新闻》(1946)、保尔·科兰的《野蛮的游戏》(1950)。

几年前，《世界报》曾以《龚古尔家族》为题，披露了评委会的一些内幕。比如，评委对获奖者的年龄非常挑剔，当63岁的拉布日在1986年角逐该奖时，被巴赞认为“年纪太老”而遭淘汰。反之，他们认为太年轻的天才作家也不宜“得奖过早，以免他们不堪重负”。理想的人选应是40来岁的以写作为生的人。所以在几十年中，纪德、萨特、加缪、尤瑟纳尔等人的作品始终未受评委的青睐。

从获奖作品所属出版社的情况来看，也颇有讽喻意义。据统计，除极少例外，获奖作总是落在伽里玛、格拉塞、瑟伊三大家手中。近30年里，这三家就23次折桂。这种现象在法国其他几大文学奖中也屡见不鲜。这样，别的出版商自然甚为不满。他们发现，在龚古尔文学奖的十个评委中，有八个曾在这三家出版社出过作品，如此不难看出其中的某些“阴谋花招”。秘书长弗·努里西埃说得十分明白：“出版家需要我们胜过我们需要他们。”一些小出版社曾为它们遭到的不公正待遇起而抗争，但是，不寄样书也好，拒绝参与也好，结果似乎都无济于事。龚古尔奖仍然我行我素，并始终占据着法国文坛的中心地位，掌握着作家功名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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