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学部待了可能一个学期左右，就被调到小学部当“负责人”。小学部设在镇中央地势较高的奶奶庙里。庙门很大，说明它原来的规模一定不小，估计占地有10多亩。我见到正面的大殿，里面堆满杂物，靠墙垛着冬天取暖的煤砖。与大殿两边接山的房子各安排了一个教室。大殿前面有一间孤立的小房，作为老师办公室，里面墙上贴着课表，挂着钟，靠墙摆着几个桌凳，墙角放着一架脚踏风琴。墙外小黑板上写着当周每日值班老师的名字，房檐下吊着一截钢轨，预备停电时当钟来敲。很长的两厢各安排了两三个教室和几个教工宿舍。东南边是伙房。西南边是男女厕所。中间是广场，地面铺着青砖。庙东有两排普通平房与之相邻，独成一院。那里有4—5个教室，高年级和图书室在那里。操场在庙门外的下边，落差约7—8米，两边各有坡道与学校相通。

   老师大部分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属国家正式教师；而中学毕业的，除年长的，其余两三位都是代课老师。老师大都家住本镇，住校的只有3—4人，还有我们的伙夫兼勤杂工老五。

   在这里不排我的课，但我除了美术，什么课都代过。有一天音乐老师请假（那时请假不扣钱），我就替她上课。我想教同学唱个歌还是可以的。但课前两个同学来问是否抬风琴，我怕他们扫兴，就大着胆说：“抬！”。其实，我根本没有好好学过，当时只能弹个C调音阶。结果，那堂课肯定让同学大失所望。好歹当时也没有严格的教学计划。

   老五是我们中资格最老的国家职工，1950年参加工作。听大家讲他的身世，也颇具传奇色彩。他姓田，行五，父辈曾是本镇最富有的。轮到他持家时，产业还很大。抗战时期，他参加了镇里类似自卫队的抗日组织，任“连长”。那是一种民间群众组织，不列入政府编制，因此也没有供给。可是他的“战士”定期要他关饷，他却从不拒绝。他的办法就是不停地卖地，卖房，一直卖到精光。土改时定为贫农，因为他为人诚实，又孤身一人，政府就安排他看管这座庙，学校迁入后，他便成了学校的勤杂工。他脾气好，和谁都说得来，也没有烟酒嗜好，但就是不讲卫生，他的双手总是黑黑的。人们说，他可以用手直接从炉子里抓取烧红的煤球。不过他很健康，没有什么病，从来没见他感冒。每天，他很早起来，打开庙门，抡着扫帚哗哗地扫院子，然后就给我们做饭，烧水。

   那时国家每月供应29斤粮食（按粗细比例购买），二两半油，没有肉。印象中，老五只能做小米干饭，蒸窝窝头，菜就是熬土豆一类，很难见到油星。老五说：“一个油花花，蹦跶三蹦跶”，可见食油的作用和金贵。（昨天看电视，有关人员讲，现在我国人民摄入食油过量。真是天壤之别）。星期天，如果有时间，我会从老五那里按定量称出一点面来，自己包一顿素馅饺子打打牙祭。

   老五也有点小狡猾。老师反映，他有时偷工，水不等烧开就给大家喝。我抽查了几次，果然。我给他指出来，他不服，辩道：“开了的，都开得‘呼沓沓呼沓沓’的了！”。他可能心里也纳闷—“他怎么知道不开呢？”。其实鉴别方法很简单，刚停火水还热的时候，取一点泼在地上，听声音：开水是“pu”的声音，生水是“pia”的声音。老五看瞒不过我，就不敢再偷工了。

   老五对我讲，这个学校在50年代是很阔气的。我知道学校有那时留下来的许多图书，还有4—5台教学用显微镜及标本。仅此就不简单。他说，那个校长管理很严，大家一起走路，其他老师不准走在他的前面。那时住校老师也多，每晚熄灯时，校长必站在院子当中点名，然后亲自将庙门锁上。

   “文革”后第一次调工资，我们学校是县里的试点单位，按政策，老五应升两级工资，可是在讨论时，有人说，老五在镇上有一相好的女人(姘头)，只能给他升一级，不然有了多余的钱，都会被那女人搞去。最后决定，还是要按政策办事，只是补发的钱要兼任会计的王老师代为保存一些，不要一次全给了他。

   老五如果健在，现在应有九十岁了。

这是老五送给我的马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