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毕业后，先被安排在部队农场锻炼，再转地方农场锻炼，上世纪60年代末，被分配到S省一学校工作。学校称为“九年制学校”，就是包括：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实际中、小学分设，分灶吃饭。我先被安排在中学部做班主任，教《农业常识》。与我前后脚到校的有李、鲍、何、丁、刘等诸君，他们分别来自西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文提到的刘老师来自本省师范学院。还有几位早我们几年毕业的外地老师，他们是从其它学校调来的，其余是本地人。

   前文还提到，我们开始的任务是组织“复课闹革命”。恢复的第一堂课，我没有赶上。据他们描绘，高中班的第一课是这样：每张课桌上，什么也没放，没有书，也没有纸、笔，有的放着一碗白水，几乎每个男生都抽着烟。

   我给一位初中老师代课时，遇到这样情况：一个小个子男生站在讲台上，拿一段铁丝圈在腰间，先要给我表演气功，然后再上课。我批评他，他不接受。我一生气，就把他拽到了教室外边，停止他上课。这个学生是有些怪点子。他可以把舌头伸出来舔到自己的鼻子尖。我还听到同学讲到他小时候到水库玩水的故事。那是很危险的事，他父亲打他也不改。有一个星期天，他父亲忽然改变了态度，说要带他一起去玩水。他们来到水库旁边。父亲说为了保险，给他在腰间系了一条绳子，接着突然把他抱起扔进水库，他在水里挣扎，连喝了几口水，父亲才用绳子把他拉到岸上。从此他再也不敢到水库玩水了。（这父亲也冒失，弄不好会呛坏的）。几年后，我在另一学校工作，贯彻“5号文件”时，我还主动检查了拽他离开教室的错误做法。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不知他现在生活得怎样。

   还有一次给高中班上课，我一进教室就见黑板写满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请值日生擦掉，他说找不到板擦。我个子较高，站在讲台上，稍一抬头，就发现了那板擦被藏在墙壁通烟筒的洞里。我请坐在后排的一个同学替我取下来，全班同学都笑了，说明这坏事是他干的。见他已经有点不好意思，我没有说破，就让他把黑板擦净，作为惩罚。

   经过一个阶段整顿，学校渐渐有了一些秩序，但学生偷着抽烟的现象很难消除。我们外地的老师都住校，早晨和住校生一起跑步。晚上学生上自习，我们集体备课。熄灯后，老师轮流检查宿舍。学生宿舍都是大通铺，负责男生宿舍的老师，可以从窗户看到里面一行亮点，忽明忽暗，从窗缝可闻到一阵阵叫做“小兰花”的烟草味。

   遇到特别调皮的学生，我们这些新教员(那时一般不准称“老师”)，学师范的还好一些，象我这种改行的人，又不肯敷衍，常常被气得不知所措，真跟学生动火。老教师就说：“你别看我们，我们是‘唱戏吹胡子—假生气’，如果真生气，会把自己气坏的，效果也不会好。”后来我就改进了不少。

   这批学生的素质，原本都是不错的，只是那几年给耽误了。

   他们是当地“文革”后第一批高中生。后来，经过他们个人努力，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当了兵。与他们分别了20多年后，在学校40年校庆时，我又见到了他们。他们中有3人当了县级领导干部，还有的当了老板，有的也当了老师，大部分都是所在行业的骨干。前几年，每当教师节和春节，我都能接到有的同学的电话，最近一两年中断了联系。祝愿他们都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