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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探索老龄化的神话》的报告指出:当前流行的老年人对社会经济无所贡献的观念,很大程度是因为只计算了有收入的显性就业。在大量无收入的“岗位”上,如农业、家庭照料、志愿者等等,老年人做出的贡献被无意识的忽略和低估了。
在美国,有300万65岁以上的志愿者从事教育和社区服务等工作。除此之外,欧美等地还有专门的退休专家组织,动员退休专业技术人员参与社会服务。而中国非农职业每年大约有300万人退休,组织或老年人自组织参与社会志愿服务,使其专业技能和人生智慧更好得到传承,无疑将是社会的一笔巨大的财富。
如果说中国老年志愿者还是有待开发的领域,那么老年人对家庭提供各种服务(如照顾孙子等等),为子女解除了很多后顾之忧,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隐性红利”。而且中国当代的老年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退休的,总体来说对社会看法积极正面,能吃苦耐劳,有强烈的贡献社会和能力释放的意愿,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有这么一批人迈入老龄化阶段,是中国的福气。”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可以将这看成一种“精神红利”。
这种观念已经蔓延至显性就业领域,美国、欧盟都制定了防止年龄歧视的法律。2007年,位于科隆的德国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劳动力的萎缩让德国在2006年前后出现了近70000名工程师的缺口,企业因此开始招聘年龄较大、受过良好的训练的工程师,即便其中很多人已经超过50岁。
但在中国,老年劳动者似乎没有太大的空间。农村老年人参与劳动的比率相对较高:在60-64岁的男性中比率为76%,在高于65岁的男性中比率为38%。但在城市老年人口中,该比率按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来说还很低,60-64岁的男性中仅34%工作,超过65岁的男性中只有13%还在工作。
这种情形部分是由国企改制造成的。过去十年间,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提前退休浪潮,国有企业男职工50岁下岗,女职工40岁下岗(所谓的40-50现象)。但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也在不断削弱着老年人的赚钱能力。一方面,以往能经常雇佣老年人的低收入的农业和服务业在收缩;另一方面,劳动力技能老化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随着老年劳动者的数量的不断增加,就业的困难将更加明显。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该局面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科锐国际业务总监刘峰告诉《中国企业家》,老龄化会给企业管理、薪酬甚至企业文化带来冲击,特别是在用工习惯上。“中国企业目前的用工是一种挥霍性消费,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未来企业在用工方面会更切合实际,退休返聘也将蔚然成风。”刘峰说。
但长寿红利的真要落实,必须要建立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基础之上,而且还有赖于应对老龄化意识在公众层面的进一步普及。目前,长寿红利的梦想尚未照进老龄化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