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的代价

——读杨娟网师2010年生命叙事

干国祥

杨娟年度叙事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aeff5b0100on55.html

　　和读另外阅读史所不一样的，读杨娟的阅读史，只是唤醒我对杨娟这一年多来在研究中心生活的印象和回忆。也就是说，重要的确实不是这些文字，而仅仅是这些文字所唤醒的那真正的生命叙事，它是否精彩，是否生动，而作为叙事者，是否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关于未来自己的伟大故事中，在种种危机或者特定的境域中，活出了担当、天命，以及生命的尊严。

　　“从羞怯到主动”，这个名字显然取自于今年的心理学课程。它是埃里克森生命周期学说中，1-6岁儿童的两个危机以及成长关键词的揉合。心理学家埃里克林认为，生命在任何周期都会遭遇到危机，而健康的生命（精神）就是对此种危机的克服，从而进入更高的层面（并将遭遇到新的危机）；病态的生命（精神）就是在此危机中的败北，或者胶着于一种错误的解决方案中。1-3岁，儿童遭遇到“自主VS羞怯疑虑”的成长危机，3-6岁，儿童遭遇到“主动性VS内疚”的成长危机。杨娟把这两个儿童期的概念揉合在一起，并用在自己身上，不知这是有清醒的自我意识的，还是一种有相当程度无意识的行为，却都表明，杨娟在研究中心的早期生涯里，有着一个相对无力、无能的婴孩般的自我镜像，这个自我画像在行动上是羞怯的，在道德上的内疚的，但是，他（她）最终突破了困境，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中。当然也许在这背后，还有一个心理学家的关键词在起着作用：阿德勒的从自卑到超越。

　　如果说中国大多数非商业机构，尤其教育机构是安全但不自由的话，那么新教育研究中心正好与此相反，它是一个自由但不安全的地方。作为它的创始者之一，和第一任领导者，我非常惭愧，不能够让它成为一个能够提供安全可靠保障的机构，这也使得许多优秀的，而且志趣相近的兄弟，在进研究中心之后，又不得不逐一离去。但是这种非安全然而高度自由（这个自由也可以说是高度自律，即卓越标准下的自我实现、自我担当），对愿意在此成长的个体而言，却并非无益。我以为，哪怕是最终选择离开的成员，也会感受到这一点以及自身在其中的成长，而较适应这种风格的杨娟和杨超等人，是其中成长得最快的。他们的崛起（在数量上还远远不够，在真正的成就上更有待时间来实现，现在仅仅是崛起的姿态、趋势），意味着新教育专业团队在明天的可能性，也意味着作为组织的新教育将有没有明天可言。现在，虽然杨娟已经从研究中心分流到罕台新教育学校，但是我心目中，仍然是广义的，或者说学术的新教育研究中心的一个骨干，一个希望。

　　在这种自由中，容易虚无的人将啃噬尽自己最后一点信心，从而逃遁到安全但相对平庸的氛围中。逃避自由，这不仅仅是一个弗洛姆书中的抽象概念，乃是我们现实中普遍存在的抉择--试看许多整天抱怨公立体制的怨天尤人者，如果哪一天自由真正来临，他们将开始的不再是抱怨而是更为恶毒的诅咒。

　　所以，真正热爱自由且愿意保卫自由、实现自由的人，正是研究中心所渴望的员工。

　　我这里所说的自由，首先是我可以自由抉择，尤其是说不的自由。这是自由的底线，丧失这个底线，一切借自由之名言说的，实质上都是自由的敌人。

　　但是，我可以说“不”，人却无法仅凭“不”来站立于大地之上。抉择，总意味着对某一些事物说不，而对另一些事物说我愿意、我能够。这就是担当。

　　我借杨娟的阅读史言说这些新教育研究中心的文化，事实上是想为杨娟的生命叙事，提供一个团队文化背景。杨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逐渐成长起来的。

　　在这种成长中，我们看到的，是团队的苛刻的卓越标准（同龄人的学术压力，前辈与领导者的榜样甚至直率的批评），以及同时相伴的，可供你探索自我、发展自己的契机。

　　在这样的氛围中，人有时会倍感孤独、倍感无助，但是它始终有机会得以挑战自己，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向团队说：这就是我存在的价值。

　　我庆幸杨娟在极短的时间内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托的方式，因为只要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一个人在这样的团队中找不到自己的价值所托的方式，他就往往不得不逃避自由，选择一种更为安全的方式。

　　在团队管理层中，我们对杨娟的天赋和基质，有过不同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渴望着新教育团队招募更多在社会普遍尺度上优秀的人才，但是我们更相信，宗教感、把职业当成生命意义所寄托的所在，这些将是最终的，以及最重要的。

　　也就是，如果杨娟确实是一个新教育研究中心的“婴孩”的话，那么她来到时，确实是羞怯、疑虑、内疚、自卑的，但是她拥有着第一个重要的基质：信任，或者说信仰。

　　于是，她将在岁月中逐渐地探索，并成长出自主、主动、勤奋，以及更重要的自我同一性，和此一职业的天命感。

　　只是作为一个组织，要能够容纳、宽容这种成长--在成员朝向成长的方向徘徊不定的时候，要有这种信心。也就是说，既要通过某种影响力，使得成员的成长不能朝与作为团队立基的文化严重背离的方向发展，同时，也要给予足够的时间长度以及提供相关的资源，来帮助这种成长的实现。但最终，成长永远是个体内在的事，信任也罢，自主也罢，主动与勤奋也罢，同一性或者同一性混乱也罢，都是一个人内在精神的抉择结果，是他的自由。

　　于是构想着杨娟的成长，我想到与自己相关的两件事。

　　一是我的成长较同龄人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我成长的代价与一般人要大得多。仍然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讲的，就是我有一个比一般人要漫长得多的“合法延缓期”。在这个漫长的合法延缓期里，我没有如学校领导所愿，成为一名好的学科教师，成为一名好的老师（以至于担任班主任的资格也是很久以后才偶然获得的）。但我在漫长而真诚的困惑中，却最终找到了自己，利用偶然得到的“自由”，实现了一种成长上的珍贵的长期投资。

　　因为这一点，我每次面对年轻人的迷茫，总在想：他可知道这迷茫以及相关探索的重大价值？他可知道这样的迷茫和探索，是所有人不可能告知或替代他的生命财富？同时，我也会警告自己：一，要树起卓越的标准（但不是打着外在评价的旗号实现我个人或团队的另外目的），但同时要有足够的信任对待年轻人的成长；二，不要试图让生命以某一种标准成长，而在帮助他在探索中实现自己的真正的可能性。

　　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经常说高手云集之地的精英组织与学校，其实往往都是高价收购的结果，但罕有如当年我所在车山岙一般，是几乎所有年轻人都从幼稚中真正地成长起来，成为优秀者和卓越者的“人才摇篮”。而新教育研究中心，以及罕台新教育学校，或者我的影响力量能够到达的团队，都应该成为这样的地方。

　　借杨娟的生命史，我反思的是泛研究中心团队的命运以及文化，因为杨娟们的成长或者黯淡，将是这些团队命运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