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世之文人

                       ——读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一、文章主要观点

1、首先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并将新小说与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等联系起来，指出了小说与社会的关系。开宗明义，简单明了。

2、随后指出小说受欢迎的原因。一般人认为小说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小说本身浅而易解，乐而多趣，肯定了小说的通俗性和娱乐性。但是梁启超指出了更深层的原因：一为人们不能在现实世界中得到满足，而小说可以为我们创造一个新的境界，新的世界，从而让人们获得喜悦和满足；二为人们的所思所想常常不能自知，或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而小说可以彻底发而露之，并能与读者产生共鸣。因此作者认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并指出小说因此可以分为两种：理想派小说和写实派小说。

3、指出小说之所以能支配人道，是因为小说有“四力”：熏、浸、刺、提。

熏即为熏陶感染，用在小说讨论上就是小说具有吸引读者，使其融入其中并影响读者的观感及判断的力量。作者以种子为例来解释。“旦旦而熏之，种子愈盛，而又以之熏他人，故此种子遂可以徧世界。”

浸即为浸染。本质上与熏是分不开的，都是形容将读者融入叙事中，进而收到文本情感及思绪的感染。熏是从空间角度而言，以种子为例。浸则是从时间角度而言。浸润时间愈长，影响愈大，程度愈深，所以在读完之后往往会留有余怒余悲余恋，迟迟不能消散。

刺即为刺激。熏和浸是减缓的过程，刺则是瞬间之力量，是文本将读者情感推到很强烈的程度，突然收到刺激，而得到顿悟。

提即为提升。熏、浸和刺都是由外在影响而产生的作用，提则是由内向外散发的反应，是自觉的自我启悟。类似于禅宗的顿悟，是佛法最上乘的境界。提升是读者化身为书中的主人公，然后在道德上伦理上达到与主人公一样的境界。

因此指出小说力量之大，用之于善则造福人类，用之于恶则毒害万年。

5、指出小说较其他文体而言更具有普遍性。它浸润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空气如菽粟，不能避之不能屏之，所以如果空气中有秽质，菽粟中有毒性的话，人会随之而不得救，于是指出小说是中国社会腐败的根源。作者指出旧小说传播了宰相状元思想，才子佳人思想，江湖盗贼思想，妖魔鬼怪思想，正是因为这些思想的传播才导致了社会风气腐败混乱，出现械斗、迷信等事情。

综上，作者指出“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文章中，作者多次用到佛教用语，比如：最上乘、《楞伽经》、菩提树、禅宗等等。这些佛教用语的多次提及从侧面显示出了作者对佛教的信仰。佛教于作者而言，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信仰，更是用来启蒙众生，复兴民族的手段。在此文章发表一个月后，作者发表了《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在文中他指出：中国的前途关键在于有无信仰，而“信仰必植根于宗教”，随后指出佛教的六大优点，进而充分肯定了佛教在改良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梁启超大力宣传佛教思想，无疑是为了以佛教为思想指导，号召人们变法，虽然存在偏颇之处，但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文章背景

要想真正理解这篇文章及其影响，我们不得不充分考虑其背景。我个人从小说地位演变、当时的时代背景、梁启超个人政治思想以及梁启超的小说思想四方面来阐述此文章的产生背景。

1、小说地位演变

要想理解为什么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经发表便引起小说界之喧哗，我想在一定程度上与当时的小说地位有关系，因此有必要梳理小说地位的演变。

“小说”二字，最初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的“小说”非今天意义上的小说，只是短小浅薄之语。汉代真正把小说作为一种文体看待，把小说家列入百家。东汉桓谭《新论》：“若其小说家，合残从之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指出小说文体是短书，是残从之语，也就是短小而不连贯的篇章。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别立小说家一项，“小说家者流，盖出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小说是道听途说的琐屑之语。从最初我们就可以看出小说是不入流的艺术，因其篇幅短小，具有娱乐性，思想浅薄，语言浅近而为大家所不齿，与诸子百家文学形成鲜明对比。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小说也都是因为当时清谈之风盛行而成为上层阶级娱乐消遣的工具。志人小说内容主要有三：趣闻轶事、野史、笑话。从其中我们可以看出小说为小道也。唐代时期，虽然小说“有意为之”，但相对诗歌而言，小说是难以企及的。

乃至宋元时期，通俗小说发展迅速，由说话技艺流传于平民百姓间，从小说内容而言，受众人群而言，作者而言皆能看出小说地位之低下。明清时期，虽然有四大名著，虽然有金圣叹等小说批评家，但无论是小说家还是作品都是以“异端”视之。在这种小说地位极其低下的境况下，梁启超巧妙地把握和利用了小说的通俗性和教化传统，将小说与国民与社会群治联系起来，不得不说是一种明智的开创之举，同时也是重建文学的突破口，这就为小说界革命奠定了基础。

2、当时的时代背景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瓜分中国，救亡图存成为压倒一切的主流。此时，梁启超和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暂时丧失了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直接通过皇帝变法进行改良是不可能的，因此梁启超将视线转移到思想启蒙，企图用文学作为突破口，“文学救亡论”应运而生。

3、梁启超的政治思想

梁启超是将文学作为宣传政治的工具，因此他的文学思想是以政治思想为前提的。要想了解他此文章的背景，他的政治思想不可不知。

1）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主张“兴民权”“开民智”，后者为前者的前提，因此他提出“权生于智”。那么何为民智？一是人们的文化知识水平，二是人们对于新思想新文化新观念的接受能力，因此他提出思想启蒙是政治革新的先导。关于变革中国的途径，梁启超与康有为的以为单纯地依靠皇帝同意变法就能改革社会不同，他更赞同严复的观点。受斯宾塞社会有机说影响，他认识到国民之于国家的重要性，中国富强在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因此应该建立新学堂新教育，变革当以开民智为始。

2）流亡日本时期，梁启超提出“新民说”，“中国当今第一要务为新民”。在《中国积弱溯源说》中指出中国积弱的原因在于民智未开，国民素质低下。当时的梁启超受到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和波伦哈克二人的国家学说影响，认为“有国民乃有国家，无国民亦无国家”，君主立宪是奉行权与主治权分离的，两者相互牵制，这种制度只有在国民素质相当高的程度下才可以实行，如果素质低，则会酿成暴民政治或国家灭亡，这更让梁启超重视国民素质。

如何新民？梁启超认为，教育是缓慢的过程，于是发现了小说的易接受性、教化性和受欢迎性，因此将小说作为宣传政治开启民智的手段，不可谓不明智。

4、梁启超的小说观念

1）梁启超的小说观念最早初见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论幼学·说部书》，文中，梁启超把小说作为蒙学教材不可少的一部分，书中道：“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梁启超为了教育大众建议采用俚语，通俗易懂。二是指出小说可以教导读者，提供知识，揭露时弊，因此他是借小说这一工具，企图教育平民，裨益国家社会。可见，从一开始，他是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看待小说，他并没有把小说作为纯文学作品，而是希望小说对现实社会和政治改革有所裨益。

2）1898年《译印政治小说序》发表于《清议报》，再一次提到了小说，在此文中梁启超关于小说的观点大部分来自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提出“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小说作为启蒙的百科全书，完全出于改良派开通民智的需求。

在文中梁启超提到了政治小说，所谓的政治小说就是表达政治理念政治关切进而传播新知教化百姓的媒介。他之所以译印政治小说一方面是因为政治小说直截了当地宣传政治思想。二则是受到明治维新时期文学的影响，“于日本维新之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由此梁启超看到小说的社会功能是不容忽视的。

3）1899年，在《传播文明三利器》中，梁启超再次谈到了小说。日本学者认为：学校、报纸和演说是传播文明三利器，而梁启超在此基础上加了小说，他认为小说的政治思想意图远比它作为艺术媒介重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梁启超的小说观，小说并非是独立的美学本体，而是用来传达作者思想，进而影响读者，使他们改进的工具。但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并非完全忽视小说的艺术性。他认为小说当以感人为主，要有艺术性，否则让人昏昏欲睡。可我们应该清楚，梁启超所提及的小说艺术性其实是为了更好地位小说的功能性所服务的。

三、个人心得

说到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初读时，深深地为梁启超的宏大气势所慑服，然而却又不无遗憾。因为我当时觉得梁启超虽写得气势宏大，慷慨激昂，可美中不足之处便是将小说放到了最高的位置。即便是在当今文坛小说成为了文学主流，但若说小说是文学之最上乘，则免不了有武断之嫌偏颇之疑。我个人觉得用“最上乘”来形容任何一种文体都是不合适的，因为文体在不同的时代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并非优劣的关系，文体自身的丰富才更利于文学的发展。和大部分读者一样，在初读过后，我们在时时夸赞他的高瞻远瞩的文学眼光，佩服于他如此渲染小说功能性的勇气和魄力。正是因为他对小说社会功能性的大力渲染，使得小说的地位从小道一跃成为文学中心，并因此拉开了小说界革命的序幕。宣扬了新思想新观点，促进了思想启蒙和社会进步。同时为日后的文学开创了一条重视小说功利性的文学道路。但除此之外我也看到了梁启超此篇文章的缺陷和不足，比如说他忽视了读者的主体能动性，全面否定了旧小说的价值，将小说与社会的关系颠倒，忽视小说艺术性和审美独立性等。然而当我了解了这篇文章的背景之后，但我了解了梁启超的一生之后，我再读这篇文章时却换了心境。

再读时，我忽然理解了他为何这样写。

曾经我觉得他过分夸大文学的社会功能性，批评他将文学作为政治工具，但后来我知道这是不合理的。当我们在批评他的文章使小说成为政治工具的时候，我们恰恰忽略了他的目的，他正是为了将小说变为政治工具才写的此文，从他的目的而言，他无疑是成功的，他达到了他的目的。

曾经我觉得梁启超忽视小说艺术性，但后来我知道这也是不合理的。从文本而言，或者从他的目的而言，他的确是忽略小说艺术性的，但他的忽略其实是有意而为之。在当时救亡图存的情势下，唯有把笔杆子当枪杆子使，相反关起门来自我陶醉于小说艺术才是更不可理解的。时代决定文学，文学固然追求传世，追求超越时代，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必须是要有所取舍的。在小说的功能性和艺术性之间，梁启超选择了前者。在文学的觉世与传世之间，他选择了觉世，正是基于此，他无论是从文学创作上来说还是从政论文角度而言，他首先考虑的是社会效果，而不是写作艺术。纵观梁启超的艺术观，尤其是他后期的艺术观，他是很注重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情感性和趣味性的。只不过是特定时期特定手段而已。

同时我个人觉得文学本身具有自我修复机能的，在特定时期虽然有所侧重和偏重，但文学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自我修复和自我矫正，比如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因此说在这一时期相对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性是无可厚非的。

曾经我觉得梁启超全面否定旧小说是偏激的，甚至是不近人情的，基于当今而言是颠倒了意识和存在的关系。但后来我明白，他不过是为建立新观念开辟和清除阵地，他是故意采取这种矫枉过正的极端的手段，迫不及待地要从小说中找到突破口。把小说作为政治改革的有力武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就如同在五四新文化时期，为了推广宣传白话文，全面否定文言文是一样的道理。

了解之后，人更容易变得宽容。也许这便是张爱玲所说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吧。

四、作品影响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发表意义重大。它拉开了小说界革命的序幕，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促进了小说的繁荣发展，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学结构；同时宣称了新思想，对于国民的思想启蒙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影响远超出“文学”的范畴；从文学史的角度而言，为以后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重视文学功能性的文学道路等。这些影响和意义都已众所周知，没有赘述的必要。然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对于当今文学的积极影响。梁启超是很重视文学与现实社会的关系，而他本人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我个人觉得当今文坛存在着文学商品化，文学边缘化，文学与社会现实疏离，作家的责任意识有待加强等问题，因此我觉得即便是放在当下文坛，梁启超身上依然有我们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参考文献：

1、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中华书局.2006年

2、夏晓虹.《阅读梁启超》.三联书店.2006年

3、狭间直树.《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4、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2010年

5、张锡勤.《梁启超思想平议》.人民出版社.2013年

6、易鑫鼎.《梁启超和中国现代文化思潮》.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7、陈大康.《论“小说界革命”及其后之转向》.载于《文学评论》2013年6期

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古籍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