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永峰
    广东省通信管理局近日透露，为遏制 “信骚扰”、“信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建议通信管理部门实行手机卡销售实名制。据透露，有关部门已联合制定了法律规范，正在等待国务院审批。
    推行实名制有点像中国现代社会管理上的“最后杀手锏”，每每遇到难题的时候，最后被端出来的总是它，比如上网实名制、火车票实名制等等。可不是公民不买账，就是主管部门不认可，而其中舆论双方反复冲杀的阵地就是公民的隐私权。
    老实说，各方对公民主张隐私权所展现出来的“个人信息不安全感”依然缺乏足够的理解，某种程度上依然停留在个别人过分较真的认识阶段，而忽视了从制度设计层面，用具体的措施回应这种真切的不安全感。
    其实早在2005年末，就曾传出手机用户将实行实名制管理的消息。当时一项调查显示，44.9%的人赞成实行手机实名制，42.1%的人持反对意见。而现在的调查是，有八成的网友赞同推行手机实名制，显然4年来，在此问题上的社会共识正在进一步凝聚。遗憾的是，这种凝聚的“功劳”应该归于4年来昼夜不息的“信骚扰”、“信诈骗”。
    对此，大力主张推行实名制的有关部门应该心怀歉疚，更多地检讨自己的行为，而不是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实名制上，准备毕其功于一役。4年来“信骚扰”、“信诈骗”的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有效的遏制，问题在哪儿？相关部门的结论是，因为诈骗分子、骚扰分子的手机没有执行实名制，所以不好查。我就纳闷了，我们连卫星定位系统都能研制出来，几个蟊贼就查不出来？即使手机实行实名制，若不强化法治，稳、准、狠地予以打击，骚扰和诈骗依然会继续，因为无聊的人依然在，贪婪的人也没有走开，只是手法、手段会更新换代。
    因此对手机实名制，我们有必要知道到底是为了谁？为了警方，为了电信运营商，为了善意的陌生人，还是为了骚扰成癖、欺诈成瘾的人？在个人信息的强制收集现实下，如何确保公民的信息不被恶意者获得，如何不成为信息交易的受害者，如何能够做到解决了老的 “信骚扰”、“信诈骗”等问题，而不至于增加新的骚扰和烦恼？对于这些问题，依然需要从制度设计上加以保障，使实名制的推行处在绝对安全的状态下。（相关报道见A1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