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舒圣祥
    震惊全国、残杀8人的恶魔熊振林16日被执行死刑。临刑前，熊振林还在辩解自己“本质不坏，不是杀人恶魔”，杀人是因为自己“内心很苦”。但同时表示，自己做的事自己愿意承担责任，没有太多的遗憾。他还对我国刑罚制度提出建议，“从和谐社会角度考虑，国家应废除死刑”；并对死刑执行方式提出要求，要求“用药物注射”，因为“用枪打很疼”。由于随州没有药物注射死刑的条件，执行人员对熊振林实行的仍然是枪决。（4月17日《武汉晚报》）
    无论如何，任何一个生命的离去都不值得我们庆贺——— 这是美国电视剧《越狱》中的一句台词。可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一个死刑犯被执行枪决，透过成千上万网友的留言，我却听到了一阵阵刺耳的叫好；其实又何止是叫好，我仿佛看见无数愤怒的手指，在指着那具一动不动的尸体大声辱骂，恨不得拿上皮鞭将这个“恶魔”的尸身抽成肉浆……
    对于熊振林要求“用药物注射”，网上充斥着嘲笑之声：当初杀人的时候为何没想到那些受害者也会“怕疼”？这样的反问貌似充满正义感，实则没有多少道理，问题的关键只在于：死刑犯有没有选择死刑方式的权利？我国法律虽未对此进行明确，但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死刑犯显然应该享有这样的权利；即便只在平等的角度，既然药物注射死刑已经有其他死刑犯使用，熊振林当然也有权提出要求。
    当然，熊振林遭到讥讽与辱骂最多的，还是他“从和谐社会角度考虑，国家应废除死刑”的建议。有人说“普通人建议废除死刑是出于人道主义，你有什么资格建议废除死刑？”也有人骂“真是无耻到极点，可以死一万个来回的人竟然还恬不知耻地说三道四。”更有人主张应该恢复“凌迟”、“斩首”等死刑执行方式，最好能公开处决……
    康德告诫过我们，人永远只能是目的而不能是手段。死刑犯在临刑前也仍然是人，而不是物。一个人在临刑前的遗言，应该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为何我们会觉得除了无耻还是无耻呢？何况，他只是以一个死刑犯的身份，对早已成为法学界热门话题的“废除死刑”表达观点而已。无数事实证明，一个“本质不坏”的人，是很有可能在诸如“内心很苦”之类的个人特殊境遇之下，犯下滔天大罪的。熊振林只是从自己的个人经历，试图让大家看到死刑可能不尽公平的另一面；即便我们不能同意，但至少也应该引起思考，而不是嘲笑。
    如有学者所言，死刑是公正而不人道的。死刑能否废除，取决于民族心理对于公正感与人道发生冲突时的取舍。即便我们暂时不能废除死刑，那也不意味着在追求“杀人偿命”的公正感之外，任何人道主义都是多余的。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发生后，与32个遇害者一道，凶手赵承熙作为第33名遇难者，得到了同样的祭奠，因为“他曾经是我们中的一员，他做了这样天理难容的事情我们也有一份责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也是受害者”。熊振林虽然杀死了8个无辜的生命，可他的生命离去并不因此而毫无怜悯的价值；更何况，任何人都不会是天生的“杀人恶魔”，熊振林又何尝不是另一层意义上的受害者？

又见把公民逼成专家
■殷国安
    父母认为是医院注射了耳毒性药物导致婴儿耳聋，状告3家医院。两级法院都以诉讼时效已过为由，判患方败诉。为了帮儿子维权，本对法律一无所知的父亲苦读6年，最终通过了号称中国第一考的国家司法考试。现在，患儿已上大学，维权还在进行。（4月17日《成都商报》）
    为了维权，一个普通公民通过学习有关法律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简直成法律方面的专家了，这实在可敬可叹，这样的故事倒是可以入选“感动中国”的。但在中国，这并不是绝无仅有。几年前，重庆忠县农民周泽桂的妻子腿部骨折在接受一次小手术后，却又面临截肢。而两次医疗事故鉴定均称“不构成医疗事故”。为了打赢官司，周泽桂去书店抄医书、记笔记近十万字，写出了一份让司法部的医学专家也称奇的 “医疗事故鉴定报告”。但成为“医学专家”的周泽桂还是没打赢官司。于是，他开始学法律，经过8年努力，成为医学和法律的“双料专家”后，他终于等来胜诉的判决书。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老百姓先得把自己变成专家，这既使我们感动，更使人感到悲哀。感动的是他们的精神和毅力，悲哀的是他们的事迹不具有可复制性，大多数人无法通过这样的办法维权。所以，这其实是法治的悲哀。一个人作为专家固然可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可即便他就是一个白痴，其合法权益也不应该被侵害。
    但是，我们现在维权却越来越需要把自己变成专家了，就是想维持正常的生活，也得把自己变成专家。政府也经常教导我们，为我们变成专家提供条件。例如，经常提醒消费者怎样识别注水肉，哪是抛过光、涂过油的大米；劳动部门也提醒打工者，注意签订合同，认真学习劳动法，为自己维权等。看这架势，我们如果不弄懂各方面的知识，真的寸步难行了。怪不得说现在是“学习型社会”，你不学习，就不能规避生活中到处存在的危险。
    公民需要把自己学成专家才能维权，才能生存，这样的维权、生活成本也忒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