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诗成

    摄像头是个好东西，好东西就要谨慎用好，如果自恃“好东西”便不管不顾简单强用，制造出对抗，那就是糟蹋好东西了。
    如此感慨基于这样一个事件：铜川市印台区政府出台文件，要求各煤矿必须安装“零距离监管”设施，否则一律不许生产。此政一出，多家煤矿群起反之，“怎能像防贼一样防企业？企业经营权岂容24小时监控？”而印台区政府则表示，监控是为了更好管理，使得企业无法偷逃税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方顶起牛来。
    给人的本能反应似乎是：政府又搞权力越界的懒政管理，你管企业管到了人家家里，让企业“尊严无存”，着实过分。但仔细想想，如此管理真的很“过分”吗？似乎并不尽然。很多中小煤矿管理粗放，监督困难，经常发生偷税逃费，这是不争的事实。在出煤口的地磅房安上摄像头，撇掉人为因素干扰完整准确地监控出煤数量，未尝不是个办法。
    煤矿强力排斥摄像头监管，的确不排除会有私心作怪，“怕安装后偷逃税费不方便了”。但问题是，这一点煤矿主是不会摊到桌面上公开来说的，他们抓住的是另外两点：安装费用问题，企业法律权利问题。
    关于费用问题，几家煤矿认为此政“提高了成本增加了负担”，素被认为“有钱”的煤矿或许有些“矫情”，但得承认，人家“矫情”到了点子上。不管煤矿有钱没钱，既然安装“零距离”设备是政府提升监管水平的工具，服务于公共管理，那么这个费用的确不该强加给企业。仔细研究了一下，给煤矿安装“千里眼”是近年税务系统对煤炭产量监控的创新方式，北京、甘肃等多个地区都搞过，但梳理这些“先行者”的政策会发现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政府承担成本，或者是政府寻求信息技术类企业“赞助”，没有哪个地区把这个成本摊给被监管的煤矿。让煤矿签协议掏钱安装，安装完了再“请”你来管，难免让人家抓住口实，以“哭穷”来抵制。
    至于“企业法律权利”的问题，煤矿耍了个滑头。所谓把摄像头架在企业内部，侵犯了“企业隐私权”，或许言过其实了。如果摄像头仅仅是安装在磅房旁边，对准的只是进出的运煤车辆，没到办公区宿舍区横扫窥视，恐怕难说侵犯什么隐私权。很多事情是需要通过沟通、解释与协商来解决的，对于自认为“被当犯人对待了”的企业，可以通过协商摄像头涉及区域甚至通过协议的形式确定下来，公布于众，打消煤矿职工的疑虑。单是下文件撂下“不装不准生产”的狠话，只会为企业留下挑动职工情绪激化对抗的空间。
    “预收所得税款”的问题也一样，政府既然认为这有法可依，就要亮明依的是什么法，哪条“税法”规定了本是年底根据利润多少而征收的所得税可以早早收取，然后再多退少补？“有法可依”不是靠嘴说的，是靠“法”说的，不拿出具体说“法”，只会让煤矿主们借机将问题“打包”，硬塞进“装不装摄像头”的矛盾块垒之中。
    此外还可以考虑的是：既然要花钱在煤矿安装摄像头，也别只盯准了“税收”嘛，有没有可能趁机与企业协商，让摄像头担负一些大家可以接受的额外功能。比如说加强安全生产的监督，减少与遏制煤矿事故；比如说财政局的计量资料同时可以作为煤矿工业管理局的共享资料，监督超规模开采。既然是区政府推动此项工作，这些似乎都可以研究、协调、改进，应让企业感受到加强监管的确是有利于企业与公共利益的好事，不单单是冲着“钱”来的。
    架摄像头监管煤矿不是印台区的首创，却在这里遭遇了强烈的“顶牛”，管理者应该从操作思路、工作态度、执行能力等多个方面反思，努力把“好东西”用好，避免橘生他处为橘，生于印台则成了枳。（相关报道见A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