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诗成
　　发生在甘肃陇南的冲击市委机关群体性事件仍在处置当中。有消息称：广东汕头一千多名出租车司机20日集体停运，抗议黑车套牌车（21日中国新闻网）；而17日至19日发生在云南大理的客运司机集体罢运事件经多方努力，已基本平息（21日人民网）。
    联想到此前重庆永川、兰州永登、海南三亚的罢运事件，不必讳言，媒体近期连续将多起“群体性事件”展示于我们面前。坦率地讲，很多人对此是略有“意外”的。从这个意义上看，群体事件逐步“脱敏”，既体现了政府部门日渐开明的心态与执政的自信，也表现了信息时代政治透明势不可挡的潮流——— 哪怕从感觉上群体事件好像频次有点高，我们也应肯定这种“公开”的进步。
    接下来要考虑的是：群体事件逐步“脱敏”后，怎样应对其可能形成的负面效应？这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有论者已提出的，这种事情闹大才倾听解决的“案例”会不会滋长一种暗示，让一些维权者认为只有“闹”起来，闹得动静越大越能增加与政府谈判的筹码，继而“激励”他们更倾向用引发冲突的方式表达诉求？其二是在群体性事件较高频率出现之后，政府会不会认为不是黏合而是加剧了对立情绪，有损执政形象，继而倾向于让这些事件重归关门处理的“敏感地带”？显然，化解群体事件“脱敏”之后对于社会和谐的负面影响，已是不容回避的执政课题。
    一个指向是，必须致力于引导大家对政府、维权者、施暴者的权利与责任进行冷静区分，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基本互信，克服群体事件长期存在“两拧认识”的扭曲：政府眼里只看到“暴力”，强调“少数别有用心者”对于“不明真相群众”的“煽动”，对自身责任动辄避而不谈；群众眼里常常只看到管理者的“傲慢”，强调正常诉求路径不畅通之后冲突的必然性。从近期多起群体事件来看，这种对立情绪的认知非常明显。
    客观讲，群体事件是个“多面体”。事情搞到“群体去闹”的程度，管理部门在管理扭曲与正常诉求渠道不畅上，一般难辞其咎；而事情搞到“打砸抢”的程度，一些人法不责众心理下无视法律的暴力思维，也难逃法网。重要的是，怎么划清楚哪些是管理者的管理责任？哪些是维权者的正当权利？哪些是暴力者的违法行径？怎样讲清楚被抓起来的确实是“不法分子”，而不是有些人忧虑的“对无辜群众打击报复”？只有把权利、责任、惩罚都明明白白梳理清楚，摆到桌面上给大家看，公众才能避免情绪化，才能对群体事件逐步形成理性与冷静认知。
    而建构互信，首要的是作为“强势”的政府能够表现出更大的坦诚与自信。想想看，不管是重庆出租车罢运，还是早前的瓮安事件，凡是那些被认为最后处理还算不错的事件，莫不是政府主动检讨自己，继而通过坦诚对话、沟通，才疏解了民众对立情绪。而凡是矛盾被激化的，莫不是政府死守着陈旧的辩解说辞，回避自身责任，毫无检讨姿态。更需注意的是：此前某地区出现群体事件，往往只局限于当地采取各种手段“安抚”下去，至于矛盾存在的逻辑、矛盾激化的根源、矛盾规避的思维，其他地区是很少主动反思的，直到按下葫芦浮起瓢，同样矛盾在另一地区再次出现——— 在当下，这种主动寻找矛盾去化解的思维很有必要。
    有两个细节难以释怀：云南大理的罢运是在事件平息后才公开报道出来的；而据新民网消息，广东汕头多个政府部门拒绝回应出租车停运事件。可见，目前我们所乐见的“脱敏”还是屡屡受到顽固抵抗的。其抵抗逻辑，或许正在于惯性思维与对信息公开披露之后“负面效应”的恐惧。
    群体事件逐步“脱敏”，很好，但“脱敏”之后，更应继续建立起一种基础的互信，避免其在较低层次上形成“传染”，强化对立情绪。只有在法治时代与权力站位准确的背景下，对“群体事件”的权利与责任形成冷静而理性的全新认知，“脱敏”才能在更高层面上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不是造成更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