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明华

　近日，有记者在临汾采访时，一些当地官员直言压力大。该市某县县长表示：“在山西为官已属高危行业，搞不好就要锒铛入狱。我们现在是在鸡蛋上跳舞，当太平官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10月27日《中国经济周刊》）

    或许这名县长是想语不惊人死不休。说实话，我除了觉得“当官如鸡蛋上跳舞论”的语言有趣和扯人眼球之外，尚无法苟同这一“当官生态”的形象定位。

    诚然，我国正处在由贫穷到富强而迅速崛起的发展关键期，于此转型期，各级领导理应倍感“高危”，对权力的敬畏意识也应随着公权力一道增量。山西三年四次换省长；黑砖窑、黑煤窑连续出事；矿难、溃坝、滑坡此起彼伏，每起事故都“拉”下一批官员。特别是今年下半年起，一场指向明确的“集中开展煤焦领域反腐专项斗争”在山西打响。那些屁股上“沾有黑煤”的堕落官员，那些疏于监管的公仆，此时此刻，当然会浑身打战。

    但联系到当前一些官场“庸态”，我们却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社会对官的压力和监督在一些地方或局部尚显弱化。可以这样说，鸡蛋时时有，而跨步上去跳舞的官官常常缺。如果这些官员感到过压力，感到监督眼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地盯着他，感觉到应时时敬畏百姓生命财产安全，体味着自己做官就像在鸡蛋上跳舞，那么，他们怎么也不敢如此监管失职的。说难听点，既然做公仆感到压力巨大，那为何还有“跑官要官”？为何我们闻所未闻有人因不堪“跳舞”而辞官呢？

    所以说而今在中国当官已属高危行业，窃以为是一种矫情。作为公仆，如果你感到无监督、少约束，浑身轻松，那么百姓必感沉重；相反，只有官员感到高危，百姓才会“低危”。换句话说，只有官员鸡蛋上跳舞，百姓才会欢欣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