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洪其

　　上海市公安机关近日公布了“71”袭警案的案发原因：去年10月5日，犯罪嫌疑人杨佳骑一辆无牌无证自行车被闸北警方盘查，经6个小时询问，警方判定自行车系“租用”后对其放行。心生不满的杨佳多次投诉，并向公安机关提出相关赔偿要求无果，直至惨案发生。（7月8日《中国青年报》）

　

　骑一辆租来的自行车被警察盘查，如果是其他人，或许会比较配合，尽管自行车无牌无证，只要出示身份证、租车收据等，就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是，按照上海警方的说法，杨佳当时“非得要警察出示相关的书面法律文书”。估计警察一时间拿不出书面法律文书，于是杨佳“拒绝出示身份证件和所骑自行车来源证明，造成市民围观、影响交通”，警察将其带至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警方调查清楚并对其放行后，换了别人，多半只会庆幸“终于没事了”，杨佳却又是“心生不满”，又是不断投诉、上访，索赔要求无果后，乃悍然实施暴力报复。显然，杨佳与一般普通人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有知情者说杨佳从小性格孤僻，脾气暴躁，但这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据为杨佳提供法律帮助的谢有明律师介绍，与许多犯罪嫌疑人不同，杨佳头脑清醒，逻辑清晰，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对法律问题有一定把握。比如，杨佳袭警被制伏后，面对警方讯问，首先要求安排律师到场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律师到场后，他一开始就向律师了解，作为犯罪嫌疑人在法律上有哪些权利；当有人进来拍照时，杨佳又向律师询问，这样的举动是否合法（7月8日《北京青年报》）。

　　有理由推断，正是因为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杨佳才在面对警察盘查时，“非得要警察出示相关的书面法律文书”；正是因为具有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他才在警察暂时拿不出书面法律文书时，“拒绝出示身份证件和所骑自行车来源证明”。据上海市公安局有关人士介绍，杨佳向警方交代，几年前他在山西太原火车站遭到警察殴打，之后多次上访，终于获得几万元赔偿。（7月8日《南方都市报》）

　　这未尝不是杨佳具有较强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另一个证明。鉴于在太原被打、经上访获得赔偿的先例，在上海被警察盘查后，杨佳自然要按照同样的理解，用同样的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维权未果之后，本来就心怀不满的他心理严重失衡，于是采取了极端的报复行动。大致可以说，之前他的种种行为，都是具有较强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表现，只是在最后一个阶段，他性格上的缺陷才发挥了主要作用，最终驱使他铤而走险，犯下绝无可恕的滔天罪行。

　　不由得想起了5年前的孙志刚事件———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在广州打工，因未随身携带暂住证被警察扣留，接着因为“嘴硬”被警察殴打，最后在收容所被一帮闲杂人员打死。有知情者说，假如孙志刚没上过大学，他就不会一本正经地和警察讲法律、讲道理，也就不会遭遇厄运，是上大学、懂法律“害”死了孙志刚。笔者觉得，在具有较强法律意识这一点上，杨佳和孙志刚颇有相似之处，在和警察打交道时，两人都不愿意像一般人那样顺利地予以配合，而是对警察执法也提出了许多法律上的要求。只不过，孙志刚由于法律意识太强而被警察“修理”进收容所，随后在收容所惨遭毒手；杨佳则由于法律意识太强而与警方发生一系列纠纷，终致心理严重失衡，走上了暴力犯罪的邪路……

　　从具体情形看，似乎杨佳是因为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太强，才一步步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似乎孙志刚也是因为法律意识太强（这里不说他的自我保护意识，因为他被警察“修理”失去自由后，已经谈不上什么自我保护了），才一步步走向了殒命的悲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认为，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不是一种正面的公民素质，公民不需要具有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相反，孙志刚悲剧和杨佳袭警案一再警示我们：公民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越来越强，是市场经济发展和法治进步的必然结果，公权机关应当及时转变观念，顺应形势，因势利导，避免在履行职能、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与公民行使权利的行为发生激烈的“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