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耿海军

深圳全市的孕产妇信息库发生泄露，并且每月“滚动更新”，累计每年泄露的孕产妇个人信息达10万余例！（6月10日《南方都市报》）

是谁这么神通广大，让多达10万的孕产妇信息被泄露，并每月“滚动更新”？深圳市卫生局认为，“除非妇幼系统监守自盗，否则就是计生部门出了问题”。而无论是妇幼保健机构，还是计划生育部门，泄密渠道均指向一个地方，即公共机构。

在今天，诸多公共部门都极容易掌握大量的个人信息，因为每位公民与公共机构打交道的机会都非常多。如医院病历、车辆登记、物业管理、手机入网、人身和财产保险、考试报名等等，都得要自报家门、验明正身，方为合格的民事主体。

当我们把自己的身家和盘托出的时候，总希望主事的公共机构谨慎保管、防止泄露。但糟糕的是，总有少数公共机构不光彩地充当了个人资料外泄的“漏斗”角色，让许多人仿佛是置身于透明玻璃缸里的金鱼，没有隐私可言，生活频被干扰。

在国外，公共信息随处可得，但个人信息却受到严密的保护；在中国，获得公共信息常要费尽周折，私人信息却唾手可得。这样的反差，透露出公共部门没有把公民个人信息的重要性放在足够的高度。对于公权部门而言，它们关注个人信息大多是出于管理的需要，也就是说，它们强调的是公民提供信息的义务，却往往忽视了公民的个人权利。于是，个人信息屡屡被恶意侵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个人信息是公民的特殊私有财产，同样应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2005年4月，我国第一部《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已正式启动立法程序。出台这样一部法律是十分必要的，有助于强化公权部门的管理责任和商家的道德自律，也有助于运用法律的刚性手段，更好地打击出卖他人信息资料非法牟利的行为。

但在法律正式颁布之前，并不意味着公权部门就有理由对滥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熟视无睹、放任自流。相反，在当前社会诚信状况尚不理想的时候，公权部门理当肩负起更大的责任，一方面查找管理的薄弱环节，铲除各色潜规则滋生的土壤，肃清内部“蛀虫”；另一方面，建立机动灵活的、低成本的纠纷处理体系，对个人信息被他人非法利用或误用的情况进行严厉打击，并援助相关的受害者。如此，才能给今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才能保证公民的隐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