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

　　就在许霆为由无期徒刑改判为5年有期徒刑是否要上诉犹豫之时，另一位云南的“许霆”——— 何鹏却在监狱中为能否等到重审而煎熬。何鹏和许霆有着类似的遭遇，同样是因银行系统出故障多取了42万，虽然他事后及时还清了全部款项，结果仍被判处无期徒刑，至今已坐了近7年的牢。许霆的改判让何鹏的

　　按照“相似情形同等对待”的原理，何鹏被判无期徒刑有失公正。相对于何鹏来说，许霆被改判为5年有期徒刑是幸运的。而这一结果得来很不易，这是媒体和舆论长期关注的结果，是专家、学者长期争论的结果，是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予以关注的结果。而没有媒体和舆论的长期关注的何鹏却已经服刑7年，而且等待他的还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命运，这给我们一个怎样的启示呢？

　　首先，我认为，舆论对于司法的监督，不能仅仅局限于“个案监督”，更应当着眼于完善司法体制建设而进行监督。现代社会，舆论对于司法的监督是必要的，但媒体与舆论所关注的事件毕竟有限，而且往往是关注“新、奇、特”的案件。因此，只有少数的错案在舆论监督之下，得到个案正义，大多数错案游离于媒体视野之外，而无法实现公正，正如得到媒体关照的许霆得到改判，而何鹏却只能在监狱中煎熬。所以，媒体与舆论监督，应当从“个案监督”中跳出来，更多要着眼于监督司法体制是否完善，从宏观上推进司法改革与司法体制完善，让一个完善和能自动纠错的司法体制给所有公民带来公平与正义，而无须使人们处处寄希望于舆论的“个案监督”。

　　这二人的不同命运，给我们带来的第二个启示是，引入判例制度，将有效降低司法成本，实现法制统一。就何鹏案来说，如果我们实行判例制度，至少类似许霆的案件都一样适用；如果这一案件得到最高法院的认可，也就能在全国范围内适用，何鹏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用许霆案来要求重审，而无须看法官的脸色了。判例制度让类似的案件能得到相同的处理，让法律在一个地域甚至在全国做到统一适用，法律面前就能真正做到人人平等。

　　最后，两人的不同命运也告诉我们，司法与立法机关通过影响性诉讼来完善法律，才能推动法治的进步。许霆案二审改判，但遗憾的是对于自动柜员机出错时如何适用法律，相关法律与司法解释对这一问题仍然存在空白。如此，何鹏没有法律可依，无法分享许霆的胜利，无法为自己应当减轻处罚找到法律依据。

　　希望媒体与舆论像关注许霆案一样关注何鹏案，让他得到一个公正的处理。也希望舆论监督在进行“个案监督”时更要监督司法独立、司法体制的完善，形成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良性互动；司法机关能推进吸纳判例制度的改革；立法机关能适时根据社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紧立法，让法律能跟上时代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