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立明

　　我是一名从事学生管理工作的大学教师。随着国家对大学贫困生资助力度的加大，资助金如何发放成为一个紧迫问题。由于没有找到好的办法，各种怪现象也随之出现。

　　票选与PK：一种无奈的选择

　　采用“全班投票”好像是个不错的办法，谁得票多，谁就是贫困生，大家应该没意见吧？于

是，外地一高校某班级，在全班20人申请而只有10个名额的情况下，采用了投票选举。36人投票，9名得票超半数的入选，3人因一票之差 “脱贫”，还有两人走上了PK台，争夺最后一个名额。差一票落选的男生小李，平时一元钱以上的菜都舍不得吃，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和同学说”，落选了。另一位3年来一直用助学贷款交学费的学生看到自己落选，拎起书包就低头回了寝室，跟谁都不说话。对于这样的结果，有正义感的同学抱怨道：“平时人缘好的人都上了贫困榜。这哪里是选贫困生，分明是在拼人气。”其实，票选过程中暴露的学生心态贫穷比物质贫穷更可怜。哭泣的演讲：伤害的不只是贫困生

　　为了更好地评定贫困生助学金，某学院计科系举行了一场公开演讲会。让贫困的学生上台向同学讲述自己家里的情况，所有上台的演讲者，伤心哽咽，声音低沉；台下听者泪眼模糊，不时发出抽泣之声。

　　开展“哭泣的演讲”，固然可以让大家看到对贫困生“验明证身”，却忽略了贫困生的心理。实际上，受助是国家给予他们的权利，又岂能成了赏赐？因惧怕受到冲击而主动放弃“哭穷”者有之；因后悔“哭穷”而戴上心灵枷锁者也不乏其人吧！当我们一方面鼓励他们自强不息、不甘贫困时，却又从另一方面让他们充分地“哭穷”，这岂不是一种误导？同时，这种方式也伤害了一些“假贫困”，经过这样的“锻炼”，他们的道德良知彻底消失在金钱利益的驱动下了。

　　贫困证明：成了一种形式

　　为了判断大学生家庭是否真正困难，教育部指导建立了认定程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贫困证明。然而，有些学生表示：“想在自己老家开个贫困证明，太容易了。”据笔者调查和走访同学所了解，有些地区，自我保护意识较强。认为只是盖个章，又不用自己掏钱，何乐而不为？还有些地方，政府乐于做顺水人情，学生捏造超低月收入也无人过问。特别是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有关系开个证“就像上个厕所一样容易”。有的学生甚至表示：“我的申请表原本空白的，提前就盖好了公章，想填多穷就有多穷！”开假证明对家里有能耐的同学来说，根本不成问题。

　　平均分配：不能触摸的红线

　　某部属高校计算机专业大四的一个班，分到2.35万元贫困助学金，怎么分配大家都发愁，最后，和为贵，大家都得实惠：较贫困的5名同学每人多拿1000元，剩下的钱全班35人平分。有的班级将部分资助分到寝室，由各寝室自行解决。“轮流坐庄”也成了分配贫困资助的方式之一。平均分配，无疑是一种大锅饭，如果谁都可以吃一口的话，就与助学金的设立目的背道而驰了。

　　竞相比“穷”：怪味和遗憾

　　贫困助学金又惹班级关系紧张。助学金数额今年达到历史新高，不菲的数额当然惹得每个人眼红，如何评选成了难以决定的博弈，演化到后来，班会成了菜市场，每个人拼命地和别人比穷，成了诉苦比赛，同学情谊很受影响。在利益的驱动下，学生道德责任凸现畸形：有的同学有高档手机，却说那是必要的通讯工具，不能算作奢侈消费品；有的学生买了笔记本电脑，说那是学习的工具，父母为此负债累累；有的同学说，不想父母为自己太辛苦，争取是减轻家里负担的一种考虑；甚至有的同学说，大学是公平公正的地方，一切都应该大家共享，别人能拿我为什么不能拿？

　　反思与对策：探索中进步

　　谁是贫困生？在国家拨了钱之后，竟然成了大问题。想来想去，也只能从这么几处入手：其一，重点关注“绿色通道”进来的贫困生。做好第一批贫困生的监督调查，建立相应的“信息库”，以保证重点资助队伍的纯洁。其二，设立助学金评审小组，由辅导员老师、学生干部、学生代表组成。详细讨论分配方案，接受监督。与此同时，多依赖老师和校方，通过信件、电话、实地走访等形式，完成资格审查和复核。其三，做好助学金分配前的道德教育和责任教育，培养贫困大学生自强意识。其四，严格事后监管，发现作假，全额追回，并做出相应的纪律处分。

　　资助贫困生，没钱不行，可有了钱没好措施也不行。一件好事情，真不希望因为操作的不当，成了一件坏事情。

　　（作者系长安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