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广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日前对《广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基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部分条款进行了修改，其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新规定是：“公、检、法、司等单位工作人员在维护治安，执勤履行公务中舍生忘死，英勇斗争，不幸牺牲或负重伤的人员，也与一般见义勇为牺牲人员同等待遇”。（见10月17日本

　　这条新规定在广州政法系统干警中激起了十分正面的反响：认为干警比一般市民更容易遭受违法犯罪分子的侵害，见义勇为基金的奖励慰问，无疑能更有力地激励干警们尽忠职守。但网友对此的看法却基本是负面的，有人甚至不无尖刻地说：“警察抓贼也算见义勇为，讲出来会笑死全人类。”两种看法截然对立，孰是孰非呢？

　　在我看来，公、检、法、司等工作人员“执勤履行公务”，是他们必须履行的职业义务，如果不履行，则属于失职甚至犯罪，因此不宜算作见义勇为；如果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不幸牺牲或负重伤”，可以依照国家的其他规定享受抚恤及补偿，高一点也是应该的，但却不宜享受“见义勇为基金”。而公、检、法、司等工作人员在“执勤履行公务”时和违法犯罪分子做斗争，恰恰是在履行自己的“特定义务”，因此，他们不应该成为见义勇为的主体。

　　履行义务，是一种“底线道德”，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做到的，不需要特别奖励，守卫“底线道德”的主要方式是对突破“底线”者进行惩罚，比方说如果一个警察在执行公务时贪生怕死，放跑了歹徒，那就要以渎职罪论处。而见义勇为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是一种“崇高的美德”，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因此需要通过大张旗鼓的宣传和丰厚的奖励来提倡。

　　对“底线道德”按照“崇高道德”进行奖励的结果，必然会带来认知上的混乱。因为如果一个警察在 “执勤履行公务”时和违法犯罪分子做斗争，是一种需要奖励的“见义勇为行为”的话，那么他在“执勤履行公务”时不和违法犯罪分子做斗争，就成了一种仅仅是无须奖励的 “非见义勇为行为”，而不再是一种必须要惩处的渎职行为了。广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的这条新规定，看起来好像是对公、检、法、司工作人员的特殊照顾，实际上却暗含了对他们能不能守住“底线道德”，尽职尽责的怀疑，客观上构成了对他们的羞辱，所以一个有尊严、有荣誉感的公、检、法、司工作人员，是不会愿意接受这种奖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