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是一切作家的身份證，詩是一切藝術的入場券。這是余光中的名句，也是他可以「左右開弓」的優勢。因為梁實秋曾戲言余光中可以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

他的《左手的繆思》是六十年代出版的散文集，寫出他對中國文字「再創造」的文學藍圖，要超越胡適「我手寫我口」的白話文，善用文言文古典的智慧，言簡意賅，又富於歷史與經典的底蘊，讓今天的靈感可以與韓愈、蘇東坡和李白連接，煥發古今融為一體的魅力。當然，鍾愛英國文學的余光中也召喚雪萊與王爾德的精魂，讓倫敦的陰雨和都柏林的陽光，都可以成為他筆下的風雲，掀起讀者心中的愛恨。他偶爾「歐化」的句法看似歐風美雨吹來，卻又可以洋為中用，為中文添上意外的顏色。

他就是一個文字的魔法師，讓他的筆成為靈感的權杖，點石成金，調動古今中外的想像力，構築一個充滿睿智與機鋒的文學世界。他不惜自我嘲弄，對四個女兒終將被追求者「掠去」的情景，用諷刺筆法寫出《我的四個假想敵》，寫出父親矛盾的心境與不捨的情懷。

儘管他會寫西化的句子像「星空很希臘」，成為大家傳頌的佳句，但他對中國古典用情之深，用功之勤，也滲透到字裏行間。《聽聽那冷雨》寫的是他在台北冷雨中對神州大地的懷念，他在近似意識流的文字中，不斷召喚中華經典的比喻與典故，讓讀者恍如走進古典的幽暗隧道，讓文字燃燒著文化中華的火炬，照亮黑暗的萬古長夜。冷雨不僅下在台北，也下在他心中的江南，也下在中國近代史的痛苦篇章裏。

中研院院士李歐梵指出，不要忽視余光中在翻譯上的貢獻。他翻譯王爾德的《不可兒戲》（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都是字字推敲。恰恰是在翻譯的文字中，他更重視中文的純淨，不會苟同魯迅的「硬譯」。也是在中英兩種文字的互換中，他發現了兩者的特色，如何在翻譯中彼此截長補短。譯者不僅是媒人，也往往從幕後走到台前，參與這場文字的戀愛，譜寫繆思的情緣。

他召喚古今中外的文學精魂，讓中文可以更有彈性、更有密度，讓他可以搓扁、拉長，展示文字藝術上更多的可能性。

這其實都對很多文學青年帶來啟發。香港在六七十年代的文社運動，高中生和大學生都沉迷自己刻寫鋼板，手搖油印刊物，出版自己的詩。余光中的作品是大家必讀，而當時反越戰運動和搖滾樂都是年輕人的最愛，也是余光中愛寫的題材。《如果遠方有戰爭》寫越戰的暴烈與無奈，寫隔洋觀火的天真與哀愁。七二年的散文《搖滾樂與現代詩》，他回憶一九六九年在美國丹佛時，「最能夠消愁解憂的寄託，不是文學，是音樂，不是古典音樂，而是民歌與搖滾」。因而他的文字都有一種獨特的節奏，帶有蠱惑人心的音樂性。他就是一個文學的「多妻主義者」，不斷在不同藝術的領域中吸取營養，不斷在人生的不同階段提煉新的靈感。在與永恒拔河的過程中，他才是最後的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