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對東南亞總有沒完成的夢。它當年以雷霆萬鈞的軍事優勢，席捲東南亞，一度改變了東南亞的權力版圖，期間的恩怨情仇，日後甚至成為文學作品的重要題材。

最著名的是好萊塢在五十年代拍攝的《桂河橋》（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描寫英國、美國和澳洲的部隊淪為日軍的戰俘後，被迫興建從曼谷到仰光的泰緬鐵路，但這些被俘的軍官引用日內瓦國際公約，強調軍官被俘後不能強迫勞動，拒絕合作，引爆了雙方鬥智鬥勇的過程，奇峰突出，充滿蕩氣迴腸、讓人驚嘆的情節。

這部片子的原作是一部法國小說，作者Pierre Boulle是一位曾被日軍俘虜的軍官，他將自身的經驗，寫成了這部暢銷小說，也探索人性在一個被扭曲的環境中的表現。電影由英國導演大衛．連（David Lean）主導，著名影星威廉．荷頓（William Holden）、阿歷．堅尼斯（Alec Guiness）等演出，獲得了一九五七年奧斯卡最佳導演、最佳電影和最佳男主角等八項大獎，成為好萊塢的經典。

半個世紀後，回顧這部電影與日本在東南亞的經驗，發現戰爭的遺痕似已消逝，但電影所探索的權力與人性的關係，還是歷歷在目。軍事戰場的勝利者，並不是人性戰場的勝利者。只有搶佔道德的制高點，才可以贏得人心，超越國族的鬥爭。

今天中日爭奪東南亞高鐵系統的興建權，也牽涉到歷史論述之爭。日本當年在亞洲發動戰爭，理論的基礎就是反對白種人在亞洲的殖民政策，以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一九三四年日本情報官員天羽英二所發表的「天羽聲明」，等於就是美國門羅主義的亞洲版，強調亞洲人的亞洲，在日本的領導下，不容西方列強插手。這樣的說法，當然都被中國人嚴加駁斥，包括毛澤東等人，就曾發表文章反駁。

日本學者內藤湖南當年倡導的史觀，認為神州大地應該由最有實力的民族來主宰，日本就好像歷史上的元朝和清朝那樣，理應主導中國的命運，也為侵華的行動，提出理論的根據。

但這樣的歷史論述，卻始終無法贏得人心，關鍵是日本侵略東南亞與中國，以暴力掛帥，殘殺民眾，只是孫中山所說的「西方霸道的鷹犬」，而不是「東方王道的干城」。東南亞華人在二戰中被日軍所殺害人數之多，讓人觸目驚心。

日本的戰後論述，也一直沒能撫平歷史的傷痕，對二戰的受害國，尤其是中韓兩國，都沒予道歉與賠償，造成了至今難以彌合的裂痕，成為亞洲國際關係緊張的根源。

從今天的高鐵之爭，聯想到中日歷史論述之爭。那條跨越桂河大橋的鐵路，不僅是好萊塢電影的場景，也是一條歷史的軌道，開往多少人的心坎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