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會想到，一九九五年去世的張愛玲，和今天中國的「八十後」，甚至是「九十後」的新一代，竟有一種秘密的情緣。

如果張愛玲活到今天，她已經快九十歲。但這位被戲稱為文壇「祖師奶奶」的作家，卻成為二三十歲年輕「小資」的偶像。他們走進了四十年代的時代氛圍中，親近祖輩的歷史身影，對於白流蘇和范柳原所經歷的場景和風尚，有一種莫名的嚮往。他們不是懷舊，而是在這樣的文學世界中，填補了歷史的斷層。

歷史的斷層是張愛玲小說中所描繪的生活方式，一度戛然消逝。一九四九年之後，這都曾被視為「政治不正確」，是腐朽的象徵。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與進入了全球化的體系，昔日的「不正確」成為今日的「時尚」，甚至是超越前進。當下黃浦灘的璀璨繁華，早已超過當年張愛玲的十里洋場。而今日的小資，擺脫了父輩一代對「小資產階級」罪名的恐懼，甚至是用上這樣的標籤，來「炫耀」自己的瀟灑和不羈。他們迷戀張愛玲，也是要在繁華的背後，追尋失去了的時代精魂。

時代的精魂就是那些不屈不撓的創意與突破。無論是在戰雲密布的三十年代還是四十年代孤島時期的肅殺中，生活在上海的作家都不會自我封閉，敢於在最不可能的時候，寫出了時代的心聲，從魯迅到葉聖陶，從柯靈到蘇青，都是如張愛玲所說的「亂世裏的盛世的人」。他們在最困難的歲月中揮筆疾書，寫出了讓今天中國盛世時期都要感到吃驚的文字。不管是什麼派別，都以實踐來否定了「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路線，都拒絕文學成為黨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

張愛玲最好的作品，就寫於四十年代，在那些歲月不靜好的時間裏，反而是張愛玲的創作高峰，展現了華麗與蒼涼的魅力。這也使張愛玲和今日的小資心心相印。這也許是文化上的「隔代遺傳」。她卸下了五四以來文壇的沉重負擔，不再被那些「感時憂國」的宏大敘事所束縛，而改以從個人的私密空間出發，既探索弗洛伊德視野中的人性幽微之處，也發掘出中國人際關係中的偽善與圓融之道，從《金鎖記》的曹七巧到《小團圓》的邵之雍，從《花凋》的鄭川嫦到《紅玫瑰與白玫瑰》的王嬌蕊，都展示張愛玲別具一格的洞見，衝破革命意識形態的論述，又批判傳統道德的局限性，對年輕一代有一種奇異的啟示和吸引力。

而中國小資所追求的，其實也是一種不懈的人性解放——從政治高壓的語境中解放出來。他們看穿了權力的傲慢與虛妄，也瞧不起那些揮金如土的暴發戶。他們要生活得獨立自主，有情有義也有格調，不甘被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牽著鼻子走。他們用對祖輩的想像和憧憬，來彌補現實的痛苦和不足。

那些自命為「小張愛玲」的千萬「張迷」，有意地或無意地，用那些帶著祖師奶奶氣味的文字，在網上寫下他們對時代的感懷和反叛，也在字裏行間展示時代的創意和突破。就好像張愛玲那張到處流傳的照片，頭微仰著，眉宇間有著說不出的傲氣與不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