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本来是历史的产物。没有鸦片战争，就没有后来香港的发展。但讽刺地，历史却使香港人失去了历史感。因为殖民历史会使得殖民统治者觉得尴尬。整个城市的气氛，就是挥别历史，也挥别了历史感，也因此压缩了这城市的人文空间。

过去百年间，这岛屿城市在殖民主义的洗刷下，历史就像一只玻璃娃娃，只能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甚至往往只可以远观而不可以近看。学生念了不少遥远朝代的故事，但却不会深究鸦片战争和国共内斗的来龙去脉，更不会深究自己当下处境的历史源头。

社会的心态，也和本地的历史绝缘。尤其二战前后的一些南来移民，总觉得自己只是一名过客，在「借来的空间」和「借来的时间」中过渡，他们在这城市想象和怀念京沪穗和珠三角的风貌与人际关系，就好象很多的英国殖民官员，在香港想象和怀念伦敦与利物浦的风景与气味。

就是这样的过客心态，使殖民地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殊途而同归，都忽略了属于这个城市的历史感，也忽略了保存香港本地的历史和文物。

回归之后也没有立刻的改变。不少特区官员对历史的态度就是功利主义，一切用成本—效益分析，等而下之甚至认为保存历史文物会图利那些名人，政府部门弥漫「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思维。

但香港民间社会在回归十二年之后出现巨大变化，由于香港经济的强大动力和保持自由法治，过客心态终一扫而空。当年拼命要移居加拿大、澳洲的港人，大部分都重返香江。他们发现生命中千回百转，香港才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地。他们越来越难忍受「集体回忆」被恣意拋弃。他们要抢回失去了的成龙、李小龙、邓丽君、钱穆，更要找回古龙、梁羽生、黄沾、张国荣、梅艳芳等人的历史身影。

拥抱香港的历史感，也因为越来越多香港人发现这城市对中国命运的承担。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自由和最有法治的城市。很多在大陆不能出版的禁书，可以在香港出版；很多在大陆被屏蔽的网站，可以在香港自由浏览。

张爱玲的小说遗作《小团圆》甫问世，即吸引了很多的大陆读者来香港抢购，因为他们估计这本书很可能会因为政治不正确而在大陆被禁，或是需要删节才能出版。

全球华人的知识分子会赫然发现，香港不仅使张爱玲写出了《倾城之恋》，也成为孙中山、梁启超、康有为思想的灵感来源，大家更不会忘记蔡元培、许地山、鲁迅、萧红、夏衍、舒适、王丹凤在香港留下的足迹，而新儒家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都在香港写下生命中的重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