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灶与大钵碗

 在1968年10月26日写的检查中说：“为了个人享受吃的好，62年吃中灶时，规定吃50%的白面，每人一斤议价油，多吃副食，对十七级以上的干部，还规定特殊补助豆、点心、纸烟等”。

关于吃中灶，1962年5月，他接我到赵县中学读初三。在学校吃住。放假后在机关住了几天，吃饭，是在机关食堂。那时，政府机关本来就人不多。有的机关、部门，如粮食局、商业局、卫生局等，并不在政府院内。据说，满打满算，就几十个人。在机关食堂吃饭的人就更少。过不了二十几平方米的餐厅，就几张旧方桌，配着一些旧方凳。粮票是我自己的，钱票当然是父亲买。因为，那时候我的口袋里是没有钱的。父母平时不让兜里带钱。

他们那个中灶，在政府的后院，还有一栋像是个别墅样的房子，住着一个老副县长，有人说他八十岁了，至今记得他的名字，姓曹，非常和蔼，说是个“民主人士”。我偶尔去他那里玩，他见到我时，会把我叫到家。他家有很多书。几个书柜里都是书。家里有那么多的书，是我第一次看到，很新奇。他让我看过《一千零一夜》。或许，认为我能够看得懂。虽然，我那时候并不爱好文学。此前，也听说过那部著作，却不曾看过。不过，其中的故事，的确很吸引人，我也是毫无目的的看“故事”，看后不思量。尽管时间比较短暂，那位老爷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音容笑貌，至今在头脑中仍然十分清晰。

中灶就一个大师傅，姓杜，一个中年人，感觉人很踏实，不属于“花言巧语”、善谈的那种，人很好。见到我，如果是在炸油饼，有时候在没有人的时候，叫住我，想给我一个。但是，我从来没有要过。作为一个中学生，那时，已经有自己的自尊心。觉得那不能要的。

其实，我很爱吃油饼。说是爱吃，想来，在农村十几年，记忆中，不过吃个一两次，恐怕就一次。在农村，那时是很稀罕的食物。偶尔有走村的到村里去卖，一般是看的多，买的少。这事，应该发生在“统购统销”之前。自1959年住校，学校食堂从来没有提供过那种食物。在家时，母亲每年也只找人和好面，炸一次。那是管饱的。吃起来，虽然没有买的好吃。也足够解馋，因此，至今印象深刻。

后来到了北京，才知道，许多北京人把那叫“早点”。原来能够天天都吃，就如同在家乡天天吃窝头一样。什么是“早点”，至今懵懵懂懂。在我们那里，有“点心”这种食品。与北京人说的食品店里的“糕点”一样。“早点”，应该是当早饭吃的“点心”，或者说“糕点”。那在农村，不是当饭吃的，而是偶尔给老人，或者串亲戚时买2斤。

由于母亲在家务农，操持家务等，我们在村里上学，母亲其实是很少探视父亲的。记得１９6２年夏，大概是由于我在赵县上学的缘故，母亲去住了些日子，并没有带两个妹妹去。她们应该是在村里上小学，由奶奶带。吃饭时，只要我在，都是我从机关食堂打饭。我在赵县不多的日子里，从来没有与父亲在一个桌上吃过饭。其实，那时候也不愿意与他在一个桌上吃饭，在一起，不知道说什么。与他在一起会觉得不自在，很拘束。这或许是自幼不与他在一起的缘故。

在检查中他说“家属来了也闹特殊。吃中灶时，有时吃中灶，有时服务员给打饭”。

这应该是指1962年后，之前，他也没有去过赵县。我在石家庄读书时，母亲为了到石家庄看儿子而去赵县住几天。由于母亲不认识字，不熟情况，父亲不在机关时，委托服务员打饭。“有时吃中灶”，指的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母亲不知道什么“中灶”、“大灶”。她不识字，一辈子甚至不会打电话，因为，那几个阿拉伯数字，她也一个都不认识，也辨别不了机关食堂的粮票、菜票，服务员打什么饭她就吃什么饭。她那里知道父亲为了这事还要做检查！

关于设中灶的问题，我相信赵县政府不是“首创”，父亲还没有那样的“创造”力。肯定不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后来在网上曾经看到，那是中央的规定。大干部恐怕比这还要“特殊”。据说北京还有“特供”，吃的是“小灶”而不是“中灶”。

但是，他在检查中并没有涉及到别人。再说，在那里吃饭的也不是他一个人。他却把责任揽在了自己的身上。

在他的所有检查中，没有看到他涉及到别人。

有一件事，虽然没有“检查”，却与“吃饭”有关。被他听到了，就“自觉”改正了。

父亲只身在外，一直都是在吃食堂。他有一个大碗，在我们乡下叫“大钵碗”。说它大，是因为它的容积要比一般吃饭碗大两倍恐怕还多。不过质地要比农村农民家常见的大黑钵碗要好，是陶瓷的，比较厚。现在想来，在瓷器中是属于比较粗糙的一种。那碗白底，外面有紫粉色的小花组成的一圈图案。

那个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的，无从知道，应该比较早。那个碗，好像也不是他买的，而是在邯郸铁路上工作的大舅在50年代初送给家里的，据说，那里产瓷器。由于他无论走到那里，都是吃食堂。那个碗辗转跟着他到了赵县。或者说，他并不是在困难时期，为了吃赵县的食堂而买的那个碗。

听母亲说，一次不知道是在什么场合下，听人议论说，冯县长用大碗打饭，大师傅多给他。说那话的人肯定不是当他的面说的。不知道怎么的，还是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从此，那个碗就被束之高阁了。那个碗，后来拿回家了。在“文革”中，到了正定县，还见母亲用它盛放些杂物。那在当时，是我家最好质地的碗。其实，在家中吃饭，也没有人用它，一般都是普通的白碗。又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它就不知去向了。

这，其实并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事。只能说，不管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什么人都有。平时不怎么琢磨正经事，那种人也可能不干正经事，干不了正经事，没事儿闲的舌根子疼，就烂嚼舌头，摆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