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戏与退赔

所谓“四清”，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清经济”。一个县长的“经济权”到底有多么大？实在想象不出，起码与现在人们所目睹的大不一样。在检查中，的确涉及到“经济”问题。其实，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生活问题”。与“贪污”之类的“经济问题”还扯不上关系。他在“检查”中说：“看戏看电影占好坐，有时不给钱。（四清时退赔）”这是“检查”中涉及到的唯一一起“退赔”。

在“四清”中的“检查”草稿中，还说退赔2.15元。“W革”中“检查”的草稿中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提到。

作为县长，在任上，他说主管县京剧团。在“W革”中的检查中，专门涉及到剧团的检查，还有：

1.批准京剧团的演员到北京“拜师学艺”；

2.给演员批烟、批酒、批布；

3．给两个主要演员分别批自行车和手表；

4.批准购买演出服装等。

他在检查中说那是“不突出政治”，是“物质刺激”,甚至上纲到“文艺黑线”。

这样的“上纲上线”，在“W革”中都是媒体上常常出现的，适合于许多领导的常见词语。

作为一个主管县长，在计划供应的时代，一些紧缺商品，或者是凭票供应，更少量的或者特批。属于“特批”的商品，一般在市场上根本就看不到。为剧团办的那点事，为演员解决那点困难，应该是他分内的事。“上纲上线”到“文艺黑线”那么高，明显是给领导看。其实，即使是在当时，也未必有多少人把那当回事，也不是每个人都具有购买的能力和欲望，如自行车、手表。一般说群众还不至于那么挑剔、计较。不过，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有些话已经成为“官话”、“套话”，不得不说，不得不那样说。

四清工作团在1965年5月4日印发的资料显示，那时全县已退赔195万元。在那195万元中，应该有父亲那2.15元。那，当然是“四清”运动在“清经济”方面的成绩。

之所以对这2.15元记的清楚、牢固，是因为当时觉得很可乐。乐在我当时不知道那他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好在没有人与他叫真儿，一笔一笔的算。

按说，是不应该出现尾数0.15元的。当时的票价是“计划经济”，县剧团的演出，雅坐是0.25元，一般座位是0.15元。10年后在正定县看县河北梆子剧团的《小刀会》演出，和在多年前获鹿县的剧院中看戏，也是那个价。另外一个相同点是，去过几个县的剧院，都是一模一样的，可能是按照统一的图纸、统一建造的。

县长去看戏，不可能坐0.15元的坐位。他或许还看过高规格的剧团的演出。听他说北京的京剧团李和曾也在赵县演出过，票价是一元。如果那样算，也不对。只要想到那件事，那样的疑问就一直存在。

在赵县那个剧院，我记得只与父亲、母亲在一起看过一次戏。一起去的还有机关的几个工作人员。说那是县京剧团排演的新剧目。之所以记得比较清楚，因为散戏之后，在回县政府的主要大街上，遇到一个躺在大街上撒酒疯的醉汉，有群众围观。他叫机关的人去叫公安局来处理。

我可能还陪同母亲看过一次戏，是机关给的票。如果我不陪同，父亲没有时间，她自己就找不到剧院的门，看不成，就需要找别人陪同。

或许是有人提出白看戏的问题，他的检查是作为一种回应。或许是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检查的经济问题，不检查，不好过关，只有搜肠刮肚，找问题，尽量让当时的“四清”工作团和“文革”中的“造反派”满意，以证明自己的检查不留死角。

父亲不是戏迷，甚至可以说不懂文艺。从来就没有见过他看小说之类的文艺作品。他却主管剧团，若不是特殊原因，他不会进剧院白看戏。他退赔的钱大概是我与母亲看戏的钱。那0.15元或许他认为是我看戏的钱。想来也不对，送给机关的票一般都是雅座。我看戏也没有坐过0.15元的座位。

其实，我并不爱看戏，跟着母亲去，就是给她做个伴。那咿咿呀呀的唱腔，一句也听不懂，也没有兴趣听。直到有了“现代京剧”，才听的清楚，听的懂，才培养了一点兴趣。我去看戏，不过是看热闹而已。如果自己花钱，我是不会看的。如果想看戏，我同学的妈妈就在剧院上班。进去看蹭戏很容易。但是，一次也没有。

相对于看戏，我更喜欢看电影，但是，没有人送电影票，我也从来不为这种事向父亲要钱买票看电影，自然也没有看过蹭电影。甚至不记得在电影院里看过什么电影。

其实，那时候的赵县，穷的连个电影院也没有，演电影的地方，就是四周用砖墙圈起来的露天空场，票价都是０.１５元。连个正经的座位也没有，那里有什么“好坐”。我在那里可能只看过一次电影，几十年过后，还有一点关于“电影院”印象。父亲在检查中退赔的那个尾数0.15元，是不是曾经白看过一场电影，有人为他专门准备了凳子，亦未可知。

抛开是非，从他的检查中，可以看的出，他对剧团的建设还是关心的。剧团有新的剧目演出，请他去看，是情理之中。剧团有困难要求他帮助解决，是他分内的事。

不过，从他的检查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共产党干部在经济问题上的要求是多么的严格。他全部的经济“问题”，不值现在的一盒普通的烟。能说什么呢？只能说，时代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