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包葡萄糖

“我患肝炎浮肿病时，吃好药，补养药。到天津学习时，一次带两袋葡萄糖。按照规定营养药应当自费，我依仗职权没给钱”。

这是父亲在“文革”中检查出来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两袋葡萄糖。

看到父亲这个检讨，心中酸酸的。这倒不是因为那两包葡萄糖。

父亲什么时候患的浮肿病、肝炎，至今不知道具体情况。从时间上推测，应该是在1961年5月赴赵县任职之后。因为，我在读初二的1961年春，放了一周的春假。读了十几年书，也只有那一年放了这个假。在开学前的一个周六，自老家去宁晋县看他，天黑下来了，才找的他所在的机关。不巧，他下乡去了，知道我来看他，第二天才赶回来。没有听他说患病。1962年5月，我转学到赵县时，也不知道他患病的事情。只是在家曾经听母亲说他患过浮肿病，并没有把那当回事。以后听说母亲说他还曾经患肝炎。二者是不是同时，现在分析，应该有密切的联系。

看来，他这个当县长的生活还不如我们在乡下家中的生活。那时候虽然也吃的不好，也吃不饱，毕竟全家还没有患浮肿病和肝炎的。

现在分析，那时赵县刚刚从被合并后的宁晋县中分离出来，恢复原建制。作为县长，许多事等着去做，加班加点肯定是常事。可能是工作时间长，食物热量补充的不够，时间长了，不但营养不良，而且身体严重透支，致使患病。肝炎属于消化系统的疾病。

肝炎这种病，由于是一种恶性传染病，而且如果不能及时治疗、控制，很容易转成十分麻烦的慢性肝炎、肝硬化，甚至肝癌。按照医学和卫生方面的规定，应该隔离和住院治疗。快的也大约需要45天。但是，他为什么没有住一天院，没有休息一天？而且带病出差外出开会？

他的同事们也够不在乎的，与他在一起工作怎么就不怕受到传染？看来，或许是人们对那种病的不了解，认识不足，没有看的那么重，或许那时候没有条件，种种原因凑在一起，他只有“带病坚持工作”，没有其他选择。

一个普通农民得了肝炎，恐怕也要尽量的吃的好一点，尽量的多休息一些。而他，我的县长父亲，既没有吃的条件，也没有休息的时间，甚至没有一个亲人的陪伴，只能孤独的自己承受，因为没有一个亲人知道他在患病。话又说回来了，在那种情况下，知道了又如何？

尤其让我感到不理解的是，他所谓营养品也充其量是二斤，不，或许是两磅葡萄糖。那时的葡萄糖一包是一磅的分量。如果住医院治疗肝病，输葡萄糖液是常规的治疗手段。那是一种通常的、普遍的治疗方法。如果县医院没有治疗条件，恐怕也应该向上级医院反映或者转到条件比较好一点的地区医院。住院治疗的费用，哪怕是一次输液打点滴的费用，恐怕也要超过两包葡萄糖的费用。他如此做法，焉知不是为了为一个比较穷的县省一点钱？省一点，是一点。

焦裕禄也是在县委书记任内，由于吃不饱，吃不好，营养不良，由浮肿到肝炎，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演变为肝癌，病情会发展很快。因此，他一经发病，发现病，就已经是晚期，很快就去世了。相比之下，不能不说，我的父亲是幸运的。

葡萄糖在乡下人眼里是一种陌生的“糖”，以为是从葡萄里提炼出来的糖。两包葡萄糖在他的眼里可能就算是营养品了。在一个穷县，那时候恐怕也没有什么营养品。

我在1972年患了肝炎之后，才知道它到底是一种什么“营养品”。那种营养品在当时已经随处可以买到，与当时普通糖果的价钱差不多，甚至还要便宜些。不过，它确实不在医保的范围。两包葡萄糖没有付钱，的确应该检查。

焦裕禄的肝癌，父亲的肝炎，应该承认，在60年代，多是因为“吃”，吃不饱而工作量大，身体严重透支而引起。那就是那时候共产党的基层领导干部的生活、工作状态。困难时期，不比群众吃的多，吃的好。而工作量和负荷却一点也不能少，甚至还要多许多。

那个年代缺医少药，父亲到那里去弄什么“好药”吃？我怀疑他是不是知道什么是治疗肝炎的“好药”。

他的肝炎是怎么治愈的，没有问过，也没有听母亲说过。或许因为年轻，体质好，或许是有了“中灶”之后，生活得到相应的改善，逐渐痊愈了。

由父亲的患肝炎、浮肿病，想到1972年底，自己在部队被确诊为急性黄疸肝炎。

肝炎那种病，就是到了七十年代，我所住的部队比较大的中心医院，都没有治疗肝炎的好药。父亲并没有为我买过什么好药。如果他知道有，肯定不惜花大价钱去卖。

出院之后，在家休养半年之久。这期间，饮食起居得到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想吃什么，就能够买到什么。一点轻活，哪怕是到门口自来水水管处打一小桶水，母亲都担心我累着，不让去。这是记忆中在家与父亲在一起时间最长的日子。

想想父亲的得病，在看看自己病后得到的无微不至的关心，那就是一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