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心与酒

在“检查”中，他说：“几年中多买29斤点心”。

所谓几年，应该是从１９６0年到赵县任职到“四清”那段时间，计4年半。算下来，一年不足7斤，每月半斤多。那时候买点心是凭票和粮票的。居民每人每月可能是半斤或一斤，已记不清了。我不清楚他怎么记的那么清楚，四年多，可能还要长一点，29斤。那时，买一般点心，每斤６两粮票。如果是“槽子糕”，即“蛋糕”，则需要４两粮票。

他也应该有点心票。我相信，他决不会为了买半斤或者一斤点心去食品店。

父亲并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在他的宿舍里从来就没有见过点心之类或者其他吃的。如果要是有，不管他说与不说，我就以为是为我准备的，不必经过“请示”，就可以吃。但是，我却一次也没有见过，就不要说吃了。

他是在什么情况下买的，是他吃了，还是送朋友了，他没有说。也不可能说。如果说的理由正当，岂不是在辩解？

在我的记忆中，即使是祖母在世，买点心不管是凭票，还是不要票的时候，他也没有往家带过点心之类的食品。如果带回家给祖母，我肯定会有印象。怎么说，祖母也不会不给我这个宝贝孙子吃。

父亲记的如此清楚，说明他买的点心是有特殊用项的，而不是自己吃的，或者说主要不是自己吃的。

不过，在１９６２年中秋节前夕，父亲与母亲到石家庄去看我时，带了两个月饼，每个有半斤重，计１斤。他那２９斤点心中是不是有那１斤？按推测，应该包括在内，如果加上母亲吃的，仅那年的中秋节，应该买月饼就在２斤以上。

据了解，他的不少抗战时期的战友，抗战胜利之后，多回家务农，生活都不富裕。从他调到正定县之后，我在家所见，有家乡的战友、穷乡亲断不了去看他或者有事去找他。走时，无可送，按照家乡的习惯，送上二斤点心，有可能。那在当时，比什么都金贵。现在只能是分析。

在检讨中他还说，“几年买了7斤酒”。

父亲年轻时，也喝一点酒，好像没有多么大的隐。回家时，偶尔也与去看望他的乡亲一起小酌。但是，他没有往家带过酒，平时家里也没有放过酒。每到喝酒时，一般是我到村小卖部去卖，基本上是67度的衡水老白干。那时候一瓶一斤装的，不到一元钱。他们坐在一起，主要是说话、喝酒，酒盅极小。常常是一小盘炒鸡蛋。家中也没有大盘子，再说，母亲也不会做别的菜，家中也没有别的可以下酒的菜。酒喝完了，炒鸡蛋基本上没有动，就成了我难得的大餐。

现在回忆，他与几个乡亲在一起喝酒，聊天，其乐融融，看得出，父亲很高兴。

晚年的父亲，爱喝口酒。他不喜欢喝慢酒，不过，稍一喝就多。这可能的年龄大了，不胜酒力。为了这，母亲没有与他少喘气。后来因为身体的原因，母亲看管的很严，才有很大的收敛。

几年中7斤酒，一年也就是2斤酒，按说不多。

酒，本来是寻常物。由于“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紧缺，直接影响酿酒。酒，自然也就紧缺了起来。一般老百姓好像也不发酒票，购买方式如何，已经记不清楚了。肯定不是随便买卖的。否则，他就没有必要为了几斤酒而检查。

不过，他毕竟贵为一县之长，在家乡，那已经是一个“大官”了。他那些已在乡下的战友或者那个乡亲，有事去找他，是免不了的事情。

那时，父亲一人在外，偶尔有经常不见，爱喝一口的战友、乡亲，一起喝一点酒，也是人之常情。作为县长，他买瓶酒喝，给商业局的领导打个招呼，或者让警卫员去办，应该不是难事。

不要说是一个县长，即使是在乡下，一般喝酒的人家，也常常备有一、两瓶酒，准备办事或者来了贵客用。一个县长几年中买7斤酒，实在说不上多。也可能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可检讨的，不检讨出点什么，好像态度有问题，不好过关。看看他的检讨，再看看现在的干部的吃吃喝喝：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