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一日无烟 

父亲是个烟鬼，这样说已经去世的老爸，是有些不恭。不过实在不知道如何表达他吸烟之凶、之多。在我见过的吸烟的人当中，比他吸的凶的几乎没有。而关于父亲最初的，也是最为印象深刻的，不是他的音容笑貌，当时那种印象，至今模糊不清。居然是他那棉军服上的烟渍的味道。这种味道，一直留着记忆中。由于我不吸烟，那样的味道，在多年里总琢磨不出是什么味道。而那种味道，只在父亲那里有，而且很浓烈，闻起来很不舒服。

可以说，他可一日无饭而不可半日无烟。他的一生，最奢侈的花费，最舍的花的钱，花钱最多的，应该就是买烟。

关于父亲的吸烟，可以追溯到他年轻的时候。在农村，多数男性在比较小的时候就开始吸烟。一般说，只要不上学，可以与成年人在一起干活了，也就开始吸烟了。

常言说，“烟酒不分家”。一开始，小孩都是吸蹭烟。农民，一般都是抽旱烟，也就是大烟叶。卷烟也叫洋烟，那是有身份的人，或者办什么事，或者待客时才准备的。在五十年代，烟摊上多是一毛多一盒的。两毛多的也有。如“恒大”牌的，也就卖“两千”，即两毛。父亲回家，一般情况下，我是给他买两毛一盒的居多。也抽过一阵子“黄金叶”牌的烟，大概在0.16元，或者再多一点，不会超过两毛。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买烟需要烟票，限制了烟民的购买力。农民，为了方便，开始用废旧报纸或者书本自己卷，因为卷成的烟是喇叭筒状，通常戏称“大炮”。

在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紧缺，严格控制经济作物的种植，以确保粮食的种植面积，以确保粮食产量。烟草作为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减少，卷烟成了一种紧缺商品，需要凭票供应。农村的许多农民，没有烟叶，则把芝麻叶什么的当烟抽。那时候，见到一个烟头都不容易。在城市的街头，经常可以看到捡烟头的小孩。父亲的吸烟，都是一根接一根，十分娴熟，因此，很少丢烟头。

父亲从什么时候开始吸烟，应该在他辍学，开始工作之后。　

对于烟的嗜好，与革命之间不可能有必然的联系。或许与战争年代常常是在夜间行动和工作有关。有这种习惯的恐怕也不只有他。这种习惯，对于父亲，却是“积习难改”。或者总是有办不完的事，不得不熬夜。开会开到半夜是常态。直到解放后，直到退休前。母亲常常数落他：有多少话白天说不够，还非晚上说。你不睡觉，也不让别人睡觉。但是，母亲的唠叨改变不了什么。

 其实，这就是基层领导干部的工作常态。白天，都去忙自己的分管的工作，只有晚上，才能够在一起研究问题。一个县的方方面面非工作，晚上研究工作是常态。

城市里在机关上下班，一般说是有时有点。而在县里，就没有那么“正规”。熬夜、吸烟，与父亲的工作、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他在检查中说：“每月多吸烟三、四条，而是依仗职权吸平价烟。出钱少，吸好烟”。这是发生在困难时期的事情。如果断了烟，对于他，那是很严重的事。

在赵县的时候，先是吸石家庄产的“荷花牌”的香烟，时价0.24元一盒。这就是他所谓都“好烟”。“文革”中，去了海河，见到他吸的是“海河”牌的香烟，好像是0.29元一盒。再后来则是“香山牌”，价钱大概与“前门”牌差不多，或许要贵1分。应该是上了一个档次。说吸平价烟是真，却没有见他吸什么名牌烟。到了部队才知道有“中华”牌、“牡丹”牌香烟，在当时五毛多一盒。有吸烟的战友偶尔也买一盒“改善”一下生活。

尽管他多吸几条平价烟，仍然不够。在他的卧室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大铁盒子，盒子里面放着大烟叶。也有一个比较小的盒子，放着机制烟丝。既有大烟斗，也有卷烟用的专用纸。常常见他用大烟斗一锅子一锅子的抽大烟叶。特别是那旱烟叶很冲，劲很大。

记得在上高一的时候，母亲在赵县，我利用周末去赵县看望母亲，在母亲面前我叼着烟斗，在屋里一边抽一边走，只抽了一锅就晕了。后来听说，那叫抽醉了。醉烟比醉酒还难受。醉酒的滋味没有感受过，而醉烟的难受劲儿，终生难忘，此后甚至不愿闻烟味。这也是我终生不吸烟的原因之一。

听县政府机关的人说，一开会，他只点一次烟，之后就一支接一支，非常娴熟，连烟头也不留。因为，在开会的时候，特别是小型会议，他的烟就放在桌子上，谁吸，谁就从烟盒里抽出一支。有人戏称“招待烟”。这大概也是他买烟多的原因之一。

吸烟，大概是他的“招牌”，在那里工作，在那里都“出名”。只是，没有见谁给他送烟。在家里，没有烟，母亲也从来不准备烟，不知道往那里去买烟。

我相信，他关于烟的检讨，是属于主动“交代”，不会有干部给他提那样无聊的意见。充其量，当个故事在背后议论议论，议论完，哈哈一笑，了之。

他那么的嗜烟，有一件事，不但令我终生难忘，而且一直恪守对父亲的承诺。

在197０年，我回家探亲时去赵县看他。那时人们出门一般都带一盒烟，以备求人或者问路时派上用场。我已经是部队干部了，月薪52元。觉得有钱了，钱多了。出门带太次的烟怕拿不出手，记得是带着一盒“前门牌”的烟出门的。在当时的老百姓眼里，已经足够档次了。这时，他已经 “结合”进入“革委会”，住的仍然是我熟悉的，当县长时的房子。等到中午，他从外开会回来，一眼看到桌子上有一盒烟，第一句话，似是质问道：“壮波还吸烟呐”？

一年多不见儿子，不问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不问我什么时候来，吃没有吃饭，其实他的屋里连热水都没有，我在屋里干等，连口水都没有喝。第一句话问的居然是我吸烟不吸烟。这就是我的父亲。看似不近人情，其实我很理解父亲为什么会那样。他不会向我的大脑发出混乱的信息。

其实，不管什么时候，我见到父亲，无论是我，还是父亲，都没有表现出格外的热烈、奔放。那不是父亲，不是父亲的性格，我也同样做不出。就与天天见面时一样。一天不见与一年不见差不多。我和父亲都习惯这样。这或许就是中国式的表达方式。中国，只有在中国，在中国也只有在那个年代的那代人中才有都那种表达方式。

父亲的语气虽然平和，我却有如重锤敲击的感觉。我说，没有，是出门带着方便。这是实话。不敢说，其实也不是给他吸的，更不敢说在部队，偶尔也买一盒，无聊时与战士在一起点一支。

或许他吸烟太多，深知吸烟之害而难以戒除，不希望我像他一样。我也很乖，从此，不再有学吸烟的念头，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吸烟，而且坚持到现在。即使有时买一盒两盒的，也是待客用的。那次看望他，别的情节、过程全都忘记了，唯有这件事记住了。

父亲虽然嗜烟，我却从来不给他买烟买酒，不是买不起，怕他怀疑我吸烟，喝酒，而更怕他怀疑我那些东西来路不正，我也说不清楚。我看家时能够带的，除了吃的，没有别的。其实回到家里，一般情况，见到的第一个人，都是母亲。带东西与否，都无所谓。有时与妻子一同回家，带的东西多些，母亲还要嗔怪。无论父亲还是母亲，都不愿意我为家里，在他们身上多花钱。

自从他得了心肌梗，侥幸捡回一条命之后，才基本与烟酒告别。偶尔也偷偷的吸一支。见到母亲赶紧熄灭扔掉，就像小孩子做错事似的。我回去看望他们时，为了活跃气氛，也给他点一支烟，也张罗喝一点酒，仅仅是意思意思而已，就是想借机让他解一解馋，高兴高兴。直到患脑溢血卧床之后，才把烟酒彻底戒掉，或者说不得不戒掉。如今，每次祭奠，烟和酒是少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