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与小说

什么是文艺？

本来不陌生的俩字，突然不知道怎么回答。于是，翻书查字典。

一般认为，文艺就是文学与艺术。那就既包括文学，也包括其它诸如音乐、舞蹈、绘画等比文学古老的多的艺术。至于有人认为它是文学的艺术，太简略了，国人一般不那么认识。文学，由于它出现的比较晚，甚至比文学中的诗、散文等都晚。不管怎么说，文艺，不能成为文学的专用名词。

在中国的先秦，没有“文艺”这样的概括性的归纳。那时候，诗就是诗，歌就是歌，舞就是舞、画就是画。或者说诗歌、歌舞、绘画。至于“文学”，连概念都没有，就更不要说小说了。

在漫长的历史中，人们习惯了没有小说的日子。这种日子，在中国的农村，延续的时间恐怕更长。

文学的出现，应该是在文字成书之后的事。没有成书之前，按照现在的说法，充其量算是“口头文学”，与今日所谓的“文学”，特别是“小说”，不可相提并论。

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先生言论中的“文艺”指的是什么？是不是单指“文学”？在文学中是不是主要指“小说”？他的“文学观”中的文艺，好像是单指小说。

之所以有这样的疑问，因为，像舞蹈、绘画，如果也算在“文艺”内，它该怎样表演人性的丑陋与邪恶？还有音乐界、散文界，或许真的应该在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指导下，研究研究，并尝试该怎样表达和展示“人性”中最“恶”、最“丑”的成分了。特别是“好人”中的那种“恶”，“恶人”中的“善”。

文艺，作为文化现象，作为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属于上层建筑。从来就不是一种单独存在。它有它存在的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它就不存在。

社会之所以需要文艺的存在，其目的，就是让它为巩固它存在的基础，为那个基础服务，而不是削弱之、破坏之。事实上，文艺在它产生之后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都是扮演着这样的角色。这是因为，文艺，主要是由统治者主导，豢养于宫室，以统治者的喜好为转移而创作而演出。自然就为他们服务。

历史走到了周代，根据“礼”的要求，制定了“乐”。把“乐”规范化、制度化了。僭越，就是犯罪，没有道理。所谓的“为什么”，都是后人的解释。

“礼乐”并称，齐名。可见其社会地位之高。

这里的乐，应该包括了乐器的演奏、歌舞等。这是历史比较悠久的文艺形式。这样说不一定准确，起码包含这样的基本内容。

考古发现，八千多年前就出现了骨笛、骨哨。距今6、7千年，已经有了陶埙这种乐器。著名的古琴，历史悠久，有伏羲、神农、黄帝、尧舜造琴的传说。西周时的钟仪是现存记载中最早的一位专业琴人。说明，古先人不但已经掌握了音律，而且掌握了一些乐器的制作、演奏的方法与技巧。也证明文艺具有悠久的历史。文艺，原本就是展示美好，歌颂美好。美妙的声音，美丽的舞姿，美好的形象，看后让人赏心悦目，精神舒展。

如果说文艺的存在，就是为了“揭露黑暗”，那是对先民的亵渎。古先民可能物质匮乏，作风粗野，行为简单，喜怒笑骂，顺其自然，不需要遮遮掩掩，装腔作势。他们的内心，大概没有现在某些文人想象的那么龌龊、不堪。

人，在有的人不是人的年代，对于他们的残忍，甚至是符合礼的要求的。如人殉、人祭。在这时候，那些人，与猪、羊无异，甚至还不如。如果用“人”的眼光去看他们，那就是大错特错。如果文学能够反映“人性”，在当时，真不知道应该如何反映他们不同的“人性”。这是不是那时没有文学的原因，就不知道了。

相信，宫廷豢养的文学家不会维护被作为祭祀而牺牲的人。对于那些殉葬的人，很可能认为他们罪孽深重，应该如此。或许认为他们是修来的福，随着主子享福去了。是人主的巨大恩赐。被人殉了、人祭了，还要感恩戴德，深感荣幸。

乐，在周代，不仅为祭祀服务，而且供宫廷贵族娱乐享用。

那个年代，连“人”都是工具，何况是文艺！文艺，在祭祀仪式中，就是祭祀的工具。文艺，在宫廷为帝王将相的演奏表演中，就是他们娱乐的工具。文艺，就是为他们服务而设置的部门、人员。这就是文艺的属性。这种属性，不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改变。

东周“礼崩”之后，被“礼”规范的“乐”，自然遭到破坏。乐，开始走向民间。到春秋晚期，乐在民间已经很普遍。如孔子就曾经做过“吹鼓手”。这是红白喜事丧事或者道场上不可或缺的工具。

“吹鼓手”这个行当流传至今。那是靠演奏乐器谋生的职业，应该是面向民间的最早“文艺”组织之一。说孔子是已知的，有名有姓的民间“艺人”和教育工作者，并不为过。

孔子自从招徒授课之后，在教授的科目中的“六艺”，就有“乐”这一门。这个“乐”，应该就是音乐，包括乐器的演奏，是不是包括歌舞，没有留下具体的记载。虽然有“书”这门课，“书”却不是“文学”，据说是“书法”，识字。现代人之所谓“文学”，孔子大概不知道。那时，大概没有需求。

吹鼓手因为演奏的场合不同，演奏的音乐也应该不同。喜庆的场合，演奏一些欢快的乐曲。庄严、肃穆、悲痛的场合演奏一些低沉、忧伤的乐曲。不能笼统的判断，欢快的曲子好，还是忧伤哀婉的曲子好。而人性那种非常抽象的东西，无论是“善”还是“恶”，当时的文艺形式恐怕很难表现。

后来舞台上的表演，都把“善”与“恶”脸谱化了。让观众一看，一出场，一亮相，就能知道是好人还是坏人。这，自然不符合现代某些人的“审美”观念。越是让人分不清好坏人，似乎就越有内含，就越深沉。

先秦及其之前，中国已经有了比较发达“文艺”，《汉书》专门有《艺文志》。说明，那时，起码是在先秦，还没有把“乐”这门艺术归到“文艺”这个概念之中。“艺文志”中所谓的“文”，与“文学”、与“小说”很难有什么关系。

流传下来的中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应该是那个年代的“文”艺。其中不乏歌颂、向往的内容，也有“揭露”的内容，如《国风·魏风·硕鼠》，古人多认为“刺重敛”，属于“揭露”。“硕鼠”的存在，反映了“私有制”的存在。

文字的产生，是文化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文字，作为思想、文化的载体，为文化、文艺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某些文艺形式，是在文字产生之后产生。它们是文字的具体载体。无论是诗，还是文学，都是文人表达是非、爱憎、情感的工具。

有人对于“工具”，以为是贬低了它们。殊不知，那正是它们的价值。试想，连文字都是人类的工具，所谓的诗文，怎么可能脱离文字的功能？

文，在甲骨文中，就有应用，用以记事。充当了记事的工具。在青铜器时代，已经有了“铭文”。通过“铭文”记事，相比甲骨文，比较详细。这是比较早的文字的运用形式。所记的事，就是“故事”，而且是真实的事。字数虽然不多，没有修饰，却是极其宝贵。有的虽然可以作为文艺创作的素材。毕竟，那不是文艺。有人把青铜器上的铭文看成是书法作品，现在的人，认为具有艺术价值。在当时，能够书写、铸造文字，何尝不是一门技术和艺术？那毕竟是由专门人才完成的作品，虽然，它不是文学作品。

中国的文化中，公认的是，最早“文史哲”不分。比较早的“文人”，应属“史官”而不是什么文学家。他们留下的文字，虽然被语文课本选中，却不能说是“文学”。虽有时人的价值判断，还不是专门“歌颂”谁，也不是专门记录“黑暗”或者谁的罪恶。他们的职业操守是“写实”、“纪实”。为此，还不能怕被杀头，有的还被杀了头。

这时，留下文字记载的，能够称得上文章的文字，主要是史书，藏于宫室，供王公贵族及其子弟学习。他们的作品，虽然具有“文学”价值，但是，当时的人们没有赋予他们文学家的称号。虽然，他与现代最杰出的文学家相比并不逊色。

有文字记载的文学是《诗经》。有文字记载的文学家，是诗人。著名的诗人当属屈原。（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战国时期楚国政治家。诗，是他的业余爱好。

与屈原差不多时代的庄子（约前369－前286），在他的作品中有了一些寓言故事。在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如《韩非子》（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中，就有“自相矛盾”的故事。

那些“创作”，有的“浪漫”，有的寓于一定的道理。既说不上“暴露”，也说不上“歌颂”。完全是不同场合、不同心境下，不同感情、意见的表达。他们也说不上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家。在当时，没有人把庄子、韩非子认定为文学家。当时的文学家主要是诗人。诗，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曾经长期居于主要地位，这是历史的渊源。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这说明，小说，在汉之前，只是有它的初始形态。并没有专门的著作者。在当时的社会中，没有小说的社会地位。

汉代的乐府诗《孔雀东南飞》，这是一首反映人间悲剧的诗。汉赋在汉代，是文学的主要形式。后代的唐诗是当时的文学。而小说，并不被社会关注与看重。这，起码反映了上流社会的态度。正统的文人不去做，不屑做，做它也没有什么用。诗词歌赋对于上流社会，不过是个点缀，或者说附庸风雅。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

宋元之后，小说得到发展，到明清，达到了一个高峰。《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堪称巅峰之作。

小说的发展，这是文化现象。在它背后，是经济的发展。是“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的需求对象，主要在民间的市民中。因为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通俗”。属于“通俗读物”。

《水浒传》、《红楼梦》、《三言》、《两拍》等反映的是“市民社会”中市民生活的情景。

鲁迅认为：“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他把小说划分为“神魔小说”，“人情小说”，“狭邪小说”，“侠义小说”，“讽刺小说”，“谴责小说”。这样的区分，应该是从题材和内容进行的区分。这样的区分是不是科学、合理，姑且不论。他没有以“揭露”与“歌颂”区分小说的类型却是事实。

这时的小说作者，自然不是从事农耕的农民。读者对象，自然不是文盲占到85%以上的农村中的农民，应该是广大“市民”。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经济能力、有文化，而且也有闲工夫。有的，可能就发生在他们的周围。这样的小说，也只是在民间传播。

尽管小说在清末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有大批的读者。但是，毕竟还没有形成一种职业和产业。

在科举制度存在的情况下，那毕竟不是学子的“正途”。看那些“名著”，无一不是不第学子的创作与整理、加工。

这种状况，直到“五四运动”之后，才有了极大的改变。特别是鲁迅开创和践行了“白话文”运动。通过白话小说，推动了文艺的发展。特别是鲁迅利用小说批判孔孟之道的实践，一些人从中受到启发与鼓舞。小说，不仅只是“娱乐”的工具，还是宣传的工具。

这应该是现代人对于文学的一大发现。

文艺，原来还具有宣传的功能，充当宣传人民，教育人民、团结人民的工具。虽然有的文艺家不屑于此。却否认和抹杀不了它的确具有那样的功能。

不过，应该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不存在工人阶级的文艺。文艺为谁服务，没有人思考。再说，工人阶级连温饱都顾不上，没有文化，没有文艺修养，没有组织起自己的文艺队伍。

写小说成为职业，是在出现了版权之后的事情。或者说，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此后，小说的社会地位才开始慢慢的提升。以致让某些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惟有小说高。某些作家，当他们创作着他们的崇高的小说的时候，便想入非非，忘记了小说的功能。有人在利益的驱使下，迎合所谓的“读者”，甚至创作一些“黄色”、“下流”的作品。因此，需要有一个文艺评价体系，有一个文艺批评的标准或者说准则。对于那些有负面影响的作品，通过文艺批评的方法，而不是通过别的什么方法阻止和消除其影响。

文学家创作了他们的文学，就是让读者看的。读者看了，想评就评。文艺批评是不可少的。而这些年来，可有文艺批评么？以至出现了对于莫言的批评，却引发如此轩然大波。这难道不让人产生一种怪怪的感觉么？这正常吗？

社会主义在中国，说到底，历史不过百年。在这短暂的历史中，培养出一批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文艺队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如果没有对社会主义深刻的理解和社会实践，把握住社会主义的真谛，想写好社会主义也难。写好社会主义，首先是做一个社会主义的人。没有捷径。否则，写不好，甚至挂羊头卖狗肉，与社会主义反而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