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某一个社会”里的“人性”

莫言说，“用文学来赞美某一个社会，我觉得这个作品的的质量是很值得怀疑的”。他的言外之意，不能用文学来赞美“某一个社会”。赞美了，无论怎样赞美，作品的质量都值得“怀疑”。

这是一句完整的话，说不上“断章取义”。

莫言关于文学与“赞美”的关系，跃然纸上，还有什么可搅缠，可辩解？任何辩解者，只能越描越黑。

在这里，而莫言特别强调了“某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到底是那一个社会，什么社会？他没有说。

是不是认为“你懂得”，无需说？

这“某一个社会”，应该包括迄今为止世界上存在的一切社会。一切社会，都不值得赞美。或许包括西方。这种表达方式，貌似一视同仁，不偏不倚。不过，仔细想想，就不是那么回事。

因为莫言自出生，一直生活在中国。外国什么样，如何的黑暗，灵魂如何的阴暗，人性如何的恶，他没有感性认识。那如何“揭露”？他所谓“某一个社会”，没有把中国排除在外，难道不就是专指新中国么？这样认识，不应该说错，别耍小聪明，以为国人看不出来。

如果说，在新中国，莫言从出生，就处在苦难之中，之后，生活在黑暗之中，让他在痛苦之中挣扎了二十年，这让他想起来就难过，甚至愤怒。有仇不报非君子。当他有能力“揭露”这个社会的“黑暗”，社会上那些人的人性恶的时候，“揭露”出来，难道还应该指责么？站在他的立场上，自然应该顺着他。

问题是，他有权利和权力要求其他文学家，包括外国的文学家都与他一样的“揭露黑暗”么？这样的问题还需要回答么？

固然，新中国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社会。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与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包括莫言笔下的某些问题。任何问题，哪怕是一次司法的不公，都可能给人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如聂树斌案，值得“揭露”、必须“揭露”、而且已经“揭露”，予以平反。

对于那些敢于揭露真相，坚持揭露了真相，使得真相大白于天下的人，该不该赞美几句？他们难道不是“黑暗”中的光？哪怕是微光。没有了那点光，聂树斌的亲人会绝望，靠什么活下去？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

事实上，一个社会，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可歌可泣的事，不断发生和涌现。只是作家是不是留意。留意了，是不是能写，其次才是写得好不好。

1920年，那是军阀混战，“万恶的旧社会”。鲁迅却通过《一件小事》，从人力车夫与一个乞丐老太太之间发生的小事，写出了人力车车夫的“人性”。竟让鲁迅感到“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那个乞丐老太太怎么了？应该是寒冬里要不到饭，身体虚弱，经不住严寒冬天的北风，摔倒了，摔坏了。她是不是讹上了车夫，不像。她甚至没有那种气力。而车夫见状，帮助老太太去寻求救助。为了一个不相识的乞丐，车夫居然连生意也不做，连车钱也不要了。

以“暴露”而闻名天下的鲁迅，居然通过《一件小事》“赞美”起了车夫。看来，那个车夫的心灵深处还不那么阴暗，“人性”，还不恶。至少在鲁迅的笔下是这样。

鲁迅先生曾经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推测中国人”。但是，他不但没有主张只能“揭露黑暗”。就在他“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推测中国人”的时候，却对他的学生刘和珍等给与高度的赞颂。那也是先生用血写的檄文。我还真的没有看到过当代那个作家能够写出那样的文字。

鲁迅看到了一个没落知识分子的不幸，写了《孔乙己》；看到一个女人的不幸，写了《祝福》。莫言先生对“某一个社会”的方方面面的“揭露”文字中，可有一篇与鲁迅相似或者相比的文字？

莫言，中国获得国际顶尖荣誉的文学家，在他生活的那“某一个社会”里，就在他的家乡，他看到了看麦地的社员打了他母亲一巴掌，就念念不忘；他看到乞丐到他们家乞讨，而且非要“吃饺子”，让他牢牢记了一辈子；甚至受到发小、同学们的“欺负”，也让他耿耿于怀至今。这些，相信都是“真实”的存在。

问题是，那些人后来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应该发生变化。变化成了什么样？是好了，还是更坏了？总之，他们的“人性”应该有变化。变化之后的“真实”，莫言没有说。按说，他是应该知道的。这样，在莫言的笔下，他们的“人性”就停滞在他看到的那个瞬间。只能说，那个瞬间是莫言所谓的“真实”。

鲁迅认为没有永久不变的“人性”。莫言的看法或许与鲁迅相反。或许莫言就认为人的“人性”就是永久不变的。因此，看麦地的社员、乞讨的老妪、欺负他的发小、同学，甚至包括他姑姑的人性，在他的笔下永远的定格了。现在，终于可以用握在自己手中的笔，“揭露”他们了，可以出一口恶气了。

看到此，好像活脱脱一个思想狭隘的小农形象展示在眼前。只顾及自己，不顾及他人。只是，他长大了，参了军，成了大作家，成了什么奖获得者，有了论人是非的话语权。但是，骨子里的观念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