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周作人现象

纵观历史，在国内战争和民族融合过程中，“各为其主”的人，倒也不鲜见。“反水”者，也不乏其人。但是，“民族气节”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仍然被广大国人看重。那些没有民族气节的人，无论他多么的才高八斗，历史评价都不高。

在抗击外来侵略的战争中，像周作人这样的“士人”，的确不多见。而在近代以来，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相对并不少见。这种现象值得研究。

汉奸，一度成为人们诅咒、蔑视的对象。人们对于汉奸的憎恶甚至超越了党派、宗教。那些做汉奸的人难道不知道吗？应该知道、肯定知道。知道，为什么还去做汉奸？“理由”可能不同，相同的应该是“为我”。除此之外，一切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掩人耳目的幌子。

有道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人常常以此为自己的选择做辩解。那些做了汉奸的人，多居庙堂。有的选择的余地很广，却并非“身不由己”。像周作人，本来可以有其他选择。但是，他没有。为什么？有表面的原因，更有深层次的原因，不同的人自有不同的分析。或许与他对人生的追求，与他满足于他的“蔷薇梦”密切相关。任何的选择，都会重新打破他安安生生、滋滋润润的“蔷薇梦”。那是他与他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共同的“梦”。当他与日本侵略者之间做出肮脏的交易的时候，肯定是各怀鬼胎，都是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

中国的文化人，自幼知书达理，多有“民族”情结，很爱惜自己的“羽毛”。在外来侵略者面前，多能够“洁身自爱”，以种种理由“回避”。如梅兰芳曾“蓄须明志”，程砚秋曾经隐居乡间务农。不想当汉奸，做伪事，总是办法比困难多。而周作人，却乖乖的选择了与日寇的“合作”。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以“汉奸”被判罪的也的确不多。周作人却是其中的一个。说起来，周作人的“附逆”，也没有什么奇怪。在那个年代，“附逆”的何止一个周作人？

鲁迅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说，“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

反观周作人的一生，辛亥革命时期的周作人，新文化运动中的周作人，反抗军阀过程中的周作人，与许多同仁一样，是何等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他的笔，即使比不了乃兄如同匕首、投枪，也有足够的分量。他因此赢得了文坛上的一席之地，也为他赢得了社会地位。遇到了“抗战”，他却“叛变”了。这，足以说明，“终极目的的不同”。周作人终其一生，归根到底，没有跳出一个“我”字。他的最高“信仰”，或许就是胡适先生说的“为我”。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由于周作人与鲁迅是亲兄弟，而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又无与伦比。鲁迅的存在，与周作人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极为少见。

周作人的教训是深刻的。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汲取。再遇到外来的侵略，像周作人那样的“文化汉奸”，还会跳出来，为虎作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