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附逆”：失去做人的底线

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成为文艺界的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人人皆知的事。不过，说到底，那是兄弟之间的私事。与国家大事扯不上关系。

如果说周作人在处理与兄长的关系问题上，是自私自利的表现，仍然属于“道德”范畴。按照“兄良弟悌”，“兄友弟恭”的传统要求，可以说是兄虽友、虽良，弟却不悌、不恭。在道德上不被多数人认可，有严重的瑕疵。那与政治思想上的所谓的“主义”没有关系。

对于一个人，进行这样的区分很有必要。因此，兄弟失和对外界没有影响什么。甚至仍然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在重大问题上，如在女师大学潮、“3.18”惨案问题上仍然能够保持一致。

事物的发展，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偏偏发生了日寇入侵，特别是“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寇侵入到北平。因为这个外在条件的出现，改变了周作人的后半生。

这是偶然的吗？不是。

……

 “九?一八”事变以后，北平的局势很不安稳，一遇风吹草动，信子等人就叫佣人把八道湾住宅大门上挂的“周宅”摘下，换上“羽太寓”的牌子，还挂上日本旗，表示这是日本人的住宅。而周作人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有资格代表“知识分子”的文人，对信子的所为，难道没有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想法？人们从中看到了什么？是默认老婆的行为。犹抱琵琶半遮面，这是一种十分“暧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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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骨头就是软骨头，有什么好辩白的？

再看他做着国M党的监狱的时候，面对民族英雄文天祥，认为文天祥之举不过是“徒有气节而无实用”之举。还说：“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

这难道不是他的“自白”么？“气节”无用！他也不愿意做文天祥，那就只有做日本人的走狗！

他希望中国出什么样的人呢？他的实际行为已经告诉了国人：国难当头，当一个与民族的敌人合作，俯首帖耳的听命于R本军国主义的役使的人。

作为一个著名的文人，能够说出如此不顾廉耻的话，真叫人拍案叫绝，真是显得有“学问”。多么“实用主义”？在国家利益、民族大义、生死面前，“气节”算个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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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人的眼里，活着，哪怕是“苟活”，都要放在“第一位”。即民间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

这话，用在周作人们身上，或许不怎么妥当。因为，一些“苟活”的人，受尽羞辱而活着的人，不都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人。只是奴隶而已。

在面对R寇的时候，周作人“装”不下去了，露出了平时在众人面前被隐藏了起来的真面目，一经与日寇面对面，那种绅士风度，教授的清高，立刻就像玻璃瓶一样破碎了。平时的一切假面都被日本人撕了下来。

1940年12月19日，汪精卫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通过“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这就坐实了“汉奸”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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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的人性瞬间发生了变化，还是其中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对于这样的问题，褒周贬鲁者很难解释，甚至很让他们难堪。只能剥去他们“ZZ色彩”的外衣去评论。选择“强项”去比较。毕竟，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经比较，鲁迅岂不是就被比下去了？这样，他们的心理就平衡了，就可以心满意足地得胜回朝了。

是的，如没有日寇的入侵，他可能永远保持着一副矜持、长者、学者的令人尊敬的形象。 

日寇没有让周作人“如果”。 

日寇给他的只有耻辱，也给了世人以“遗憾”。更可惜的是，没有人能够改变这个事实。

诗曰：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历史事实难以篡改，甚至难以掩饰，只能把那不光彩的一面“淡化”掉，美其名曰：客观，公正。他们俨然成了“客观”、“公正”的化身。这，难道不荒唐、可笑么？

如果说在鲁迅与羽太信子的矛盾冲突中，周作人表现的是“怕老婆”，有性格懦弱上的原因，驱逐鲁迅于家门，有自私自利的原因，那么，他的投靠投靠日本军国主义，则决不是“性格”和道德层面的原因。这政治上倒向那一边，的确与信仰的主义密切相关。

这时的周作人，已经不配做胡适所谓的“真的个人主义”了。从个人主义滑向了“利己主义”。按照他的“人的文学”的解释，可以得出，他已经从人，转变为不是人了。在国人的意识中，“汉奸”，的确不是人。

这个时候，他仍然可以继续地做着他的“人的文学”。不过，他这个时候的“人的文学”的人，有了特定的内涵，那就是“汉奸”文学。时下，谁敢说汉奸不是人呢？

汉奸是人，按照逻辑推理，汉奸文学，也是“人的文学”、是“人的文学”的一部分。总之，汉奸文学应该在“人的文学”中占有一席只地。除非谁有能耐把汉奸开除人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