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胡适与易卜生主义

      胡适在思想领域，是以个人主义著称。他的个人主义，应该形成于1910年去美国留学，师从杜威，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参加编辑《新青年》。因为新文化运动一举成名。

杜威，被称为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家。胡适到底从杜威那里学习了什么，不是笔者关注的。只关注其一点，即他应学生胡适的邀请，从1919年4月到1921年7月访问中国。期间，1920年1月2日，在学生胡适的陪同下，到天津讲演，题目就是关于真假个人主义的问题。

什么是胡适的个人主义？通过胡适1918年撰写的《易卜生主义》在《新青年》上的发表而闻名，并声言自己是易卜生主义。他的观点与他的老师杜威也高度吻合。可以看出，胡适是得到了老师的“真传”。

应该说，胡适是他那代人中较早接受西方系统教育的学者。与他的美国老师杜威有着师承关系，接受个人主义决非偶然。这是他与鲁迅、毛泽东获取个人主义的路径不同的地方。

胡适的个人主义既然叫做易卜生主义，就不能不说到易卜生的在国内具有影响的代表作《玩偶之家》。胡适等在翻译中取剧中主人公的名字，叫做《娜拉》，1918年刊登在《新青年.易卜生号》上。恩格斯曾称娜拉是有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的“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的代表。

易卜生作为挪威的戏剧大师，一生著作颇丰。在胡适看来，《娜拉》应该是易卜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在中国的确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作品。也引起了作为《新青年》编辑的鲁迅的高度关注。

娜拉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贤妻良母”型的家庭妇女。按照鲁迅的高度概括，说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鲁迅：《娜拉走后怎样》）

但是，娜拉走后怎样？

易卜生没有给出答案，却给人以更多想象的空间。是易卜生没有自己的答案吗？鲁迅说：“伊孛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易卜生想通过该剧表达什么，未必与胡适想的一致。或许，与一千个人的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事实上，在娜拉走后，鲁迅眼里的娜拉与胡适并不一样。  

自诩为易卜生主义的胡适，好像不知道易卜生为什么让娜拉“离家出走”作为剧终。这是易卜生对社会的失望，或者因失望而产生的迷茫？因此，不知道在他生活的社会里，娜拉的出路究竟在那里？

《娜拉》之所以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影响较大，引起国人，特别是众多出身于优越家庭的知识分子的关注，或许是在一个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中国，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面临与娜拉一样的选择。娜拉走后怎样，却是许多青年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据鲁迅从易卜生的另一篇《海上夫人》中，推测到了她走后怎样可能重新回到家中。对于其它的可能性结局，也有自己的认识与判断。

不过，与胡适不同的是，鲁迅注意到，在当时的社会，由于没有“经济权”，只靠“个性”，娜拉本也无路可走，或许她想闯出一条自己的路。那路到底是什么，包括鲁迅，谁也不好做出肯定与否定的判断。所以他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他又说：“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而易卜生却让娜拉从梦中醒了，醒了的娜拉，不顾一切，“离家出走”了。

看得出，对于梦中的人，鲁迅主张不要去唤醒。这大概也是自己的“教训”。这是鲁迅与胡适的区别。相对于胡适，虽然也提倡“个性主义”，却比较“保守”。其中，并不含恶意。

而年轻的胡适对娜拉“离家出走”的态度明显与年长而屡遭碰壁的鲁迅不同。与易卜生也有区别。毕竟，易卜生没有为娜拉的光明前景打包票。这就意味着娜拉走后，只能靠自己。在妇女被歧视的社会，前途的确前途未卜，可能性就不能只有一种。到此，大幕只能落下。

胡适对于娜拉的觉醒与“离家出走”都持积极的肯定态度，而且认为娜拉走后是去他想做、该做的事去了。似乎她有一个光明的前景。

胡适为娜拉规划的路无疑是一片光明，一条直线。鲁迅却是比较悲观和怀疑。一个过于理想主义，一个却是现实主义。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由于娜拉是戏剧中的艺术形象，单从“学术”的角度分析，无论是站在那一边，都不无道理。并非“非你即我”。就现实而论，已经有些年纪的笔者，更倾向于鲁迅。如果在年轻时代，可能倾向于胡适。毕竟，出去闯一闯有可能改变人生，不闯，只能维持现状。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鼓励人们走出去是一种积极的心态。

但是，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旧思想、旧文化禁锢、束缚了人们几千年。人们犹如鲁迅所说，生活在一间“黑屋子”里，不知人将会被“闷死”。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之下，的确需要有人出来大声嚷一声，“唤醒”人们。不管他“嚷”出来的声音是不是悦耳，也不必想好了什么“主义”再去“嚷”。毕竟，唤醒熟睡中的人们是目的。人醒了才有一种冲出去的可能。不醒，只能慢慢的相继被“闷死”。

如他在《呐喊.自序》中虽然认为：“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好像他不主张清醒的人唤醒那些熟睡的人们。实则不然。

他又说：“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

如果娜拉总是想着走后怎样，想到可能逃离虎口，又入狼群，前怕狼，后怕虎，举棋不定，或许她就走不出去了。

娜拉不顾一切的“出走”，只能说反映了娜拉追求“个性解放”的“意志”之坚定。她向着“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的决心。娜拉，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杰出女性。

胡适好像就是大嚷起来的那个人。他是唤起熟睡的人们中的那个人，他是唤醒人们“希望”的那个人。却不是，而是无法做出给“希望”打“包票”的人。因为，睡醒了人，到底选择什么路，是不是一定是胡适选择的路，恐怕连他自己也未必有把握。

娜拉觉悟了、清醒了、走出去了。这是值得肯定的。这足以成为一个典范。娜拉的处境很容易与某些感同身受的青年产生共鸣。这时，需要鼓励他们“觉悟”起来，“走出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从社会意义上说，胡适是以所谓的易卜生主义为思想武器，鼓动与保守思想决裂的人，成为一个唤醒“熟睡”的人们的“清醒者”。而胡适，在当时就是一个“清醒者”。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这就不再是“学术”上的是非的评论。这，或许是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的真价值。

要做一个易卜生主义者，不能是重复他的词句和几个观点那么简单。甚至需要用毕生的精力去实践。要说胡适，他还真的做的差不多。

从鲁迅的言论中可以判断，他对于胡适坚持的易卜生主义，也不是持否定的态度。鲁迅只是“想多”了一点。这对于冲出铁屋子的人们，无疑也是一种告诫，并无坏处，倒是显得有几分老成。

易卜生不但塑造了娜拉这个反映他思想的艺术形象，在《海上夫人》中，易卜生还塑造了不同于娜拉的，也是一个已婚女人的典型。

“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寻来，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来人会面。临末，她的丈夫说，‘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负责任’”（《娜拉走后怎样》）。

这里，她的丈夫，看来很尊重夫人的选择。但是，要求她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换言之，是福是祸，都是自己的选择，要有“担当”，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她就不走了”。说明海上夫人还没有做好走后的精神准备。最终，不走了。这是一个“觉悟”了，却没有走出去的典型。

可以说，娜拉与海上夫人是两个不同的艺术形象。在那个社会都同时存在，甚至比娜拉还要多的一个典型。一个走了，一个没有走。“海上夫人”选择了现实。这是为什么鲁迅说娜拉走后，还有可能回来的一个参照人物。

胡适或许从娜拉、海上夫人这两个典型形象中，悟出了个人主义的真谛。他因此说：“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

如果说娜拉是一个是“意志”坚定，坚持“个性解放”的典型。而“海上夫人”显然是“意志”不坚定，没有为坚持自己的“个性”而“负责任”的准备的一个典型。

在《易卜生主义》中，胡适认为“‘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这是不是易卜生的“个人主义”，且不论，“为我主义”，应该是胡适个人主义的核心。

如果说海上夫人不想为“出走”的后果“负责任”，因此继续留在了家中，颇有“为我”的意味。那么，娜拉的出走，到底是为谁？如果仅仅是“为我”，她还走的了么？不能肯定的说，那里的出走还不能肯定就是“为我”。

明明提倡“为我”，却说是“利人”。硬是把矛盾的东西，强拉硬拽，让它们等同起来，对于现在的一般人，很不好理解。起码是混淆了概念。其实，他也没有把这个问题诠释清楚。

胡适的百年之后，活跃在大陆上的自诩为个人主义的人，对于胡适，除却拾其牙慧，却没有超越或者说“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