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考“我党”几位著名人物的黄埔学历|静思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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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史海一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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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终于完成了新一批的黄埔名录增补工作,如果顺利的话,应该会在8.15日连同“信息征集说明”一并推出,届时数据库中的总人数将达到212535人。对于编纂黄埔名录,我有两个基本思路。其一也是最核心的,便是言之有据,这21万余个名字,一定可以找到对应的文献出处。但这里所指的文献,却也不完全局限于同学录,这就引出了思路二,即我所收录的范围,同样看重“黄埔经历”。
这个“经历”该做何解释呢?简而言之,就是上过黄埔。这其中大部分人最终毕业了(理想状况下下会被收录进同学录里),而有一部分人因为各种原因没能毕业(或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虽毕业了却没能收录进同学录)。我个人认为后者当然也算是黄埔生,他们有着共同的“黄埔经历”,理应收录其中,只不过如果要进行“毕业人数”之类的统计时,需要再行筛选罢了。实际上在很多同学录中,也是会把诸如在校亡故、提前离校的同学收录在内的,这既尊重客观历史,也是同学情谊的一种体现。
而假若只以前者——“毕业”来狭义看待,“我党”那些出身于黄埔的著名人物恐怕要少一半。国共分裂的那一两年,也是黄埔历史最为离乱难考的一段,最典型的例子就在于五、六期,有大量“我党”方面的黄埔生,名字不为同学录或校方文献所载。考证增添他们的名字,只能是采用一种“个性化”的手段,通过其他一些文献来辅助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我忽然发现关于“我党”那些著名人物流传甚广的黄埔学历,其实有挺多不对的地方,今日且来试举三例。
6月16日在黄埔查询室现场,碰到有人来查倪志亮将军,然而系统中并没有,我即记录在案,准备这次更新时予以解决。几乎所有文献都说倪将军是“黄埔四期”的,这个说法我至少十几年前也就知道。但四期同学录中并无倪姓毕业生,这也就是说,他走的绝不是正常毕业路线,也就不大可能在之后被分配队职工作。
倪将军没有官版传记及回忆录,在比较权威的党史文章中提到了他的一段重要经历:在1927年4月黄埔军校的清党中,倪志亮被逮捕关押,同年12月在广州起义中被营救。然而由于黄埔四期在1926年10月就毕业了,假如倪志亮是黄埔四期的,没有理由此时仍“滞留”在黄埔赶上清党(上段已述,他应该也不会是官佐身份)。
经查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史稿》中《第五期教育》一节,其中提到“1926年(注:原文均是民国年号,为便于读者理解而转化)3月间第四期学生开学时,入伍生部因第四期入伍生约三分之二升学,乃将其余均编为第五期入伍生,成立第一团...”。
据此我做出判断,倪志亮最初是四期入伍生,但应该是在升学考试时没考上,属于另外的三分之一,因此降为第五期入伍生。大概由于这也不是啥特光彩的事,当事人不大会主动提及,且倪志亮最终也没在黄埔五期毕业,所以著述者多以“黄埔四期”的春秋笔法一带而过。此事自然不大可能通过档案进行证实(即便真有档案,这个级别的也非我所能接触到),但我还真是在之后查考陶铸的黄埔学籍时,找到了一条佐证。
陶铸是湖南祁阳人,早年我陪同夫人回乡省亲,曾在浯溪公园参观过陶铸纪念馆,也是很早就知道陶铸是“黄埔五期”的了。由于五期同学录中无载,我想搞明白陶铸到底是五期哪个部分的,于是买了本党史出版社的《陶铸传》。此书虽有不少传记文学成分,但好歹也算是半个官书,史料来源或许比较可靠,其中对于陶铸在黄埔军校的经历叙述颇详。
陶铸是1926年4月通过同乡陈皓(黄埔一期)的关系,到入伍生团(从时间上看,应就是五期入伍生团)某连担任司书,假如没有之后的经历,那么他要和黄埔扯上关系就只能参照陈毅元帅了。后来入伍生团持续扩招,6月间陶铸经陈皓与连长廖快虎联名保送,成为黄埔五期入伍生。这个时间点也值得注意,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史稿》中的说法,后来校方划定,在1926年8月1日之后入伍者,便算是六期入伍生了。
在经过4个月的入伍训练之后,陶铸于1926年10月升学(也就是由入伍生考试升入军官教育阶段)。传中这段还特别提到,升学之后与陶铸同大队的共产党员有倪志亮!这可真是无心插柳,证明了我上面的判断应是正确的,否则我在其他地方还真是找不到关于倪志亮是黄埔五期的文字记载呐。
毫无疑问,此时的陶铸与倪志亮已是“正宗”的黄埔五期学生(步兵科)。1927年4月军校清党,陶铸传中说他在清党前夕被党组织选为“请愿团”成员,已离开广州前往武汉汇报。但陈恭澍的回忆录则另有不同说法,他说清党当日陶铸仍在黄埔(按:陈恭澍,军统著名特务,与陶铸是入伍生时期同连同学)。此二说目前实难考证孰为真,但可以确定的是,陶铸与倪志亮等人都是在清党时期提前离开的黄埔,而并未能在五期最终毕业。
在经过这番考证之后,本次我将二人增补进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五期一栏,学籍信息括号备注(肄业),这是我所认为最严谨的做法。要说起来,倪志亮也确实有过“四期肄业”的经历,但我认为这两个经历应取后者为宜,道理其实很简单,假如他最后黄埔毕业了,你说他是四期还是五期?当然是五期了。
在此还要补充一点。清党之后的五期步兵、经理科,是1927年6月在广州毕业的,然后奉令开赴南京,8月15日在南京举行的毕业典礼。而五期炮、工、政治三科则是之前就已迁到武汉,1927年7月在武汉清党中提前毕业的。本校五期同学录的编纂,是以广州迁南京同学为主导,并收录了从武汉“被迫至宁”的部分炮、工、政治三科同学。没有赶上这本同学录的三科同学,后来还补印过一本同学录(我没见过实物),但在广州清党中提前离校未毕业的、以及在武汉清党后毕业投身“我党”队伍的黄埔五期同学(比如炮科的许光达大将),则在这两本同学录中均无收录,这也是从黄埔同学录中查不到他们名字的原因所在。
最后再来简单说说一直被盛传为“黄埔五期”的宋时轮上将。之前醴陵烈士陵园管理所杨云志馆长就和我讨论过这件事,为此我专门花费几百大洋买了本军科院的《宋时轮传》,这也就算是准官书了。这里面交代得很清楚,宋将军在黄埔时名叫宋际尧,五期入伍后由于罹患疟疾+脚气休学半年多,因此降入六期入伍生团,广州清党时当然是以六期入伍生的身份被逮捕(而倪、陶当时是五期军官生身份),由于他是被关押在珠江南岸的一所监狱,未像关在市局的倪志亮那般得到营救,因此蹲满两年大狱才被释放。
关于降期这件事,性质与前述倪将军的经历是有些类似的,不再多言。但其学籍如何下笔,还是让我颇费思量。在清党之后,黄埔校务陷入混乱,又在广州起义中受到“我军”冲击。六期入伍生后来大部分前往京沪投奔常公,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升学(即六期一总队),另一部分留在广州的,则在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继续学业(即六期二总队)。清党离校的六期入伍生,归入哪个总队“肄业”显然都不合适,我灵机一动,另外创建了一个“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期”的新条目,将宋时轮等人置入其中,问题迎刃而解。最终在系统中的显示为:宋时轮,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期(入伍生)。
本文到此就先告一段落了。像这样超脱于同学录之外的“零散增补”,我也只能是这般,在平时的阅读中“随遇而安”了,随时发现,随时记录。当然,这是建立在以较为可靠、具备相当权威性的史料记载的基础之上,再加以审慎考证的。可不能是参考一些AI网文或来历不明的材料,你敢写我就敢用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