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老信封上较场口血案的一位“反动派”代理人|静思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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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思斋收藏的民国故纸系列之(197)——1946年重庆周寒梅律师的一枚实寄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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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我对收藏实寄封愈发着迷,虽然它们里面大多空空如也,但有时仅凭上面姓名、地址等简单信息,便能大致勾勒出一段尘封往事或一个人物的生动形象,这种挖掘考证的快乐,令我欲罢不能。于是在这很短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小系列的第三弹便又推出了(其实还有一件更牛X的,我昨日差点动笔,后来想想,还是等哪天找机会实地调研一下再说吧)。
这封信是1946年6月间,重庆一位名叫“周寒梅”的律师寄给南京最高法院民庭的,据右侧字迹所述,里面原本是关于“天主堂”的诉状及副本。这里的天主堂应该是指位于民生路的“若瑟堂”,此处距离周寒梅的律师事务所只有几百米。抗战时期,若瑟堂毁于日军轰炸,1946年修复重建,这场官司的案由如今已难以知悉,从时间来看,或与此次教堂之重建有关,而且显然是对于重庆高等法院的审判结果存有异议,故最后上诉到了最高法院。
关于周寒梅律师的生平,我查了一圈,同样是无从知悉,不过由于他曾经代理过一场极其著名的官司,其名号倒是史籍有载。双十协定之后,国共两党及其他民主党派曾于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了一场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政协”),经过21天的拉锯扯皮,达成了关于军队整编、宪法草案等五项主要协议。伴随着会场内的唇枪舌剑,双方在场外也是各尽“盘外招”之能事,最终乃至上演全武行,以闹剧收场。
政治斗争之复杂,非小子一言所能道尽,胜败早有分说,官书亦有宏论,各位看官有兴趣的自行找来查阅便是,这里单来说说周大律师代理的这件案子的来龙去脉:
查1946年1、2两个月的常公日记,“政治协商”几乎每日出现,深处漩涡中心的常公异常苦恼,在最后的总结中如是说:“内而**与各党派假借民主口号,鼓动社会政治大包围攻势,对余联合攻击,刺激异甚,而政治协商会议中之经过更为苦痛”...另在1月17日记道:“昨夜失眠,直至今晨四时半方睡去。此为从来所未有之事,以风疹块刺激皮肤,而协商会议又刺激心神,因之内外夹击,更不堪其苦也。”
俗话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常公既然如此烦躁,下面的人可就坐不住了。于是从1月17日开始,党国方面人员大幅加强了对协进会组织的各界民众大会(“我党”的外围会场)的骚扰力度(见上图),后来每次开会,都有人向讲台拍板砖,史称“沧白堂事件”。
1月31日,各方签署协议,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但很奇怪的是,常公事先似乎对于其中的具体条款并不清楚,当天上午审阅之时,看到其中的宪法草案部分,竟有“骇异”之感。下午KMT中央召开常会,中委谷正纲痛哭流涕,揪住宪草这部分,怒喷孙科、邵力子等人卖党,但此时签约闭幕在即,连常公也觉得无可奈何,表示只能先签了协议,以后再慢慢想办法。所以说,旧政协表面上虽然达成了一些协议,但其实从最开始,内里便基本没有履行的可能性。
“我党”及各界群众那边正热火朝天准备庆祝大会呢,党国这边则已按捺不住心里的那把火。于是乎,在2月10日举行的庆祝大会上,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人被中统刘野樵、吴人初等人带队群殴,史称“较场口血案”(虽称“血案”,但以相关史料的记述来看,似乎没有人员死亡)。事后,两派媒体隔空开撕,涉事双方对簿公堂。先是,李公朴、施复亮由史良律师陪同提出控告,要求惩办凶手,而刘野樵(当时假装也被打伤)等人也不甘示弱,反告李公朴等人聚众逞凶,而他们聘请的律师,就是周!寒!梅!
其实周寒梅未必真是“党棍”、“讼棍”,我还查到他1946年的另一桩案例,是代表粮食工会发声,与区长吴君毅刚正面的。另外在这张信封的背面,也列出了他的业务范围,虽被邮票遮挡了一大半,但仍能看到“为同胞伸张正义”、“为强征壮丁伸冤”等法律援助事项。更何况,接受某方委托也不代表认为委托人是正确的,你能说杀人犯的辩护律师就是支持杀人犯的吗?单纯只是法律层面的权利义务而已。我前面查若瑟堂时还在地图上发现,周寒梅律所的位置与较场口也极近,整个事件就是在他眼皮底下发生的(假如他热衷政治的话),或许这也是他被“拉丁”出来打官司的一个原因吧。
这场官司最终不了了之。我又从1947年的《新重庆》杂志上找到了周寒梅发表的一篇《重庆市的讼案》,文中对上年的一些业务进行了回顾,其中还真提到了较场口事件。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周寒梅对“我党”确实不咋青睐,但更多还是从司法的角度对此案的无疾而终表示遗憾。他认为这些讼案“不仅是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最现实的缩影,而且也可以看出整个中国各方面的动向,安危和前途”,以至于行文到最后,“无穷的枨触,不尽的感慨”。
1946年3月KMT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相当于公开宣布了政治协商会议的那些成果成为废纸。至此,抗战胜利之后和平建国几乎唯一的一丝火种,也彻底熄灭了。而倒霉的周大律师,则因曾作为“反动派”的代理人而“青史留名”(事见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66辑》),恐怕他在未来的一段岁月里,日子不大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