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死南荒吾不恨, 兹游奇绝冠平生
——试说苏东坡在海南
高二(13)班 陈娜琳
星级:五星
“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被贬海南已有三年的苏东坡,在即将离岛北归时写下了这首《别海南黎民表》。他深深地爱上了这片蛮夷之地,发自肺腑地将海南儋州称作自己的故乡,同时也表达了他对这个流放之地的无限留恋和对友人的难舍之情。而在三年前苏轼得知自己要被贬儋州时,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曾说:“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枢,此亦东坡之家风也。”从中可以体会到苏轼当时对于被贬儋州的茫然无措和绝望。那么,海南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魅力可以让苏东坡在几年之内称之为他的故乡,苏东坡又在海南留下了些什么?本文将从海南对苏轼的影响和苏轼在海南的功绩两个方面阐述海南与苏轼的关系。
一、苏轼被贬儋州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苏轼被贬儋州时的情况。苏轼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在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有不同意见,所以多次受到排斥打击。苏轼被贬惠州时写了一首《纵笔》小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写的是白发老头在春风吹拂的午后躺在藤椅上酣睡,一边听着房后寺院和尚的敲钟声。此诗一出,朝野振动,苏东坡的政敌宰相章惇知道后,觉得苏东坡被贬惠州还过得这么舒服快活,大发肝火,随即上奏宋哲宗,说苏东坡作诗讽刺朝政,请求再贬海南。于是就当苏东坡的房子盖成差不多两个月,苏东坡也以为自己会安居惠州时,贬谪令再发,花甲之年的苏东坡被贬海南儋州。但苏轼被贬儋州真的仅仅是因为章惇不满他的“春睡美”吗?事实上当时朝廷的当政派为防止元佑诸臣再次卷土重来,在那一年及以后数年,决定惩处或贬谪所有与前朝有关联的臣子。苏东坡贬谪到海南岛不久,司马光后代子孙的官爵也一律被削除,好多大官都予调职,调往的地方不是南方就是西南。
那么苏轼贬到的海南儋州又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当时的海南岛居民大多数是黎族人,北部有少部分的汉人。儋州位于海南岛的西北部,濒临北部湾,这中国文化藩篱之外的地方。这里农田荒废,衣食粗糙,瘴疠风涛横行,荒辟异常。儋州“周围二千余里,中盘黎峒,峒有黎母山,诸蛮环居,号黎人”“不服王化”“前此黎人屡叛”“亦古今之通患也”,有“鬼门关”之称,是历来为封建统治者贬谪逆臣、放遂政客最险恶的场所。苏轼被贬海南时,已有六十二岁,当时相伴他的最后一位红颜知己朝云已经走了。他在惠州的西湖之畔,萧萧松林之中,亲手为朝云营造了一座简单的坟茔,留下一句“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但没过多久,贬谪令发出,他只能放下在这里的温情与依恋,昂起头颅,继续南行。此时的他内心免不了苦闷和绝望,他在《到昌化军谢表》中说:“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
他认为自己没有生还之望,便把家安置在了白鹤峰。他说,到海南岛后,先做棺,次做墓,死后就葬在海南,并为此立下了遗嘱,安排了后事。临行时,“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其场景实为悲凉。
二、海南对苏轼的影响
(一)海南的自然风光对苏轼的影响
绍圣四年六月十一日,苏东坡和苏过渡船登上了海南岛,海南从此拥抱了苏东坡,接纳了北宋文坛最耀眼的光芒。苏轼对海南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海南岛奇特的风光也慰藉着苏轼绝望无措的心。苏轼在赶往儋州时,遇上了急雨,他陶醉在海岛急雨云雷的美妙景象中,被美景开阔了胸襟:“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梦魂忽变色,笑电亦改客。应怪东坡老,衰颜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这场雨安慰了他绝望无措的心,将他悲伤的情绪冲洗得一干二净,他只觉得痛快淋漓:“幽怀忽破散,咏啸来天风。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海南岛自古风光迷人,景物奇异,这里的山光水色、奇珍异兽、风土人情都让苏轼充满了好奇和新鲜。他惊叹着,感受着,为海南的风物所倾倒陶醉。当苏轼路过黎母山,看着黎母山壮丽挺拔的景致时,感叹到:“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余。”
“奇峰望黎母,何异嵩与邙。飞泉泻万仞,舞鹤相低昂。分沐未入海,膏泽弥此方。”他在儋州的第二个春天,也陶醉在了儋州春季生机盎然的迷人景色中。“春牛春仗,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扬花似雪花。”苏轼的心情被海南岛迷人的异域风光所慰藉,而海南岛的风土人情更是让苏轼爱上了这片南荒之地。
(二)海南风土人情对苏轼的影响
苏东坡作为一个贬官,头上虽然挂着“琼州别驾”的头衔,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实权,当时的政敌还给苏东坡下了“三不”禁令。但是苏轼一到儋州,就得到昌化军使张中的热烈欢迎与款待,张中将苏东坡与苏过接到官舍居住,有时还向苏东坡请教公事,这让苏东坡的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慰藉。可好景不长,湖南提举董必察访广西时,听说张中给苏东坡官舍住,还热情款待他,就罢免了张中的官职,又将苏东坡父子驱逐出官舍。被驱逐出官舍后,苏东坡陷入了“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境遇。不过淳厚的儋州百姓对他给予了极大帮助,他在《和陶和刘柴桑》诗中写道:“我本早衰人,不谓老更劬。邦君助畚箕,邻里通有无。”有一位读书人名叫王介石,“躬其劳辱,甚于家隶”,帮助苏东坡建房子,不要分文报酬。屋子建成后,四周有许多桄榔树,苏东坡就命新屋为“桄榔庵”,并写了《桄榔庵铭》,以兹纪念。房子是建好了,但苏轼已是“囊为一空”,他写道“尽买酒器以供衣食。”苏轼窘穷潦倒之状可想而知。不过,只要苏轼缺食少用,海南的老百姓就会给他带来温暖,送给他食物和粗布,用以饱肚御寒。每年到了海南百姓的祭灶日,他们拜神之后,一定会把祭肉送给苏东坡,“明日东家知祀灶,只鸡斗酒定膰吾”。苏轼对儋州百姓解衣推食的深情厚义没齿不忘,“桄榔庵”也成为了他为宦以来最有意义的居所。然而儋州百姓对苏轼的影响不仅在于他们对苏轼生活上热情的关照,更在于他们以极其善良和包容的心灵接纳了他,化解了苏东坡的困苦和寂寞。
在海南的苏东坡,已是年逾花甲,但依然洒脱不羁。正如他所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作为一个曾经居高位的汉族士大夫,他没有架子,对于这片土地的人民,都一视同仁,毫无偏见。他从没有将高山莽林间的少数民族同胞视作未开化的野民或者蛮夷,而是平等的对待,对于他们的民族文化、生存权力和生活方式,都给予足够的尊重和肯定。他的真诚自然赢得了这片土地百姓的喜欢和尊重,将他视作“自己人”。海南百姓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们的率真和热情。如果说苏东坡是一尾漂亮的金鱼,那么海南人民就是一汪清澈的碧潭,脱离污浊环境的苏东坡,终于找到了快乐自由的心灵归宿,鱼水相交,其乐融融。在海南,他无须言语谨慎,可以用本色示人。他经常带着一条海南种的大狗“乌嘴”,随意到处游逛,有时和村民在槟榔树下一坐,就畅谈起来。庄稼汉震于他的学识渊博,不知道说什么,苏东坡就跟那人聊起了鬼故事。有一次苏东坡郊外闲游,遇到一位背着大瓢在田间行走的老妇人,苏东坡问:世事如何?老妇答:世事如一场春梦耳。苏东坡以为她没有听清,又重复了一句:世事如何?老妇人再答:翰林富贵,一场春梦耳!此后苏东坡就称她为“春梦婆”。还有一日,他去当地好友黎子云的家饮酒,回来时步履踉跄,“但觉一杯之重”,这时,三四个黎家的孩子突然从背后窜出,口里衔着葱叶,摇头晃脑地对他吹奏邀舞。于是,老顽童般的苏东坡趁着酒意,伴着“呜嘟噜嘟”的葱叶哨声,踏着黎族祭祀舞蹈的节奏,与孩子们一起随风而舞。事后,他还饶有兴趣的写道:“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他在诗中感叹:“久安儋耳陋,日与雕题亲”。到后来他干脆连儒服也不穿了,换上木棉布织成的黎装;也不再说什么文绉绉的官话,而是“鴂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试着学说黎语;心情好的时候,他还会顶着用椰子壳自制的凉帽,“行田野间,口歌哨遍”。他彻底地融入了这片土地与老百姓打成一片。每逢“麦穗满坡”的季节,他就和当地百姓一起携手并肩,载歌载舞,狂欢“至昏达旦”,且把“他乡当故乡”。虽然皇帝容不下他,权贵容不下他,六七百年后的大儒王夫之,也批评他迷于“酒肉”,耽于“佚游”。但是海南的百姓对他很是宽容,用真诚和热情地对待苏东坡,让他能真正任意洒脱地做自己。这也是苏轼把儋州当故乡最重要的原因。
(三)海南对苏轼晚年人生观的影响
苏轼的一生不断遭贬,四处游历,但他在逆境中永远保持着旷达洒脱的精神。顺达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逆境时,用佛老思想面对人生困顿。被贬海南后的苏轼感悟过了荣辱两空和人生无常,精神上得到了解脱,看淡了生活的终极目标,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这让他“忘得失、齐生死。”这是苏轼在儋州安贫乐道、傲笑自若的动力。晚年的苏轼被贬海南后,不仅是佛老思想上升,他的儒家思想也有所改观。海南在历史上没有存在过独立的王权,当封建专制制度在海南建立之后,当地的黎族人退居到了海南中部的山区,过着原始的生活,不愿意接受不合理的封建专制统治。在海南岛的汉人,与黎族人长期共处,受到黎族人的影响,对不合理的封建专制也有所反思。由于“山高皇帝远”,封建专制的人身依附观念对海南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这些当然也影响到了苏轼,让苏轼反思了封建皇权的合理性。按正统儒家学说,“君权神授”,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不容怀疑的,“三纲五常”决定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对于皇帝和皇权只有绝对的服从。苏东坡早年时,儒家的传统思想意识使他也曾对于皇帝和皇权表示出一定的忠诚。但在海南时,他认为“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所以,他晚年在海南曾对当时宋哲宗的昏庸政局表示失望,说“我非徒跣相,终老怀未央!”借此表示不与宋哲宗的昏庸政局合作,采取了“臣子得从违”的决裂态度。此时的苏轼真正进入了“忘得失、齐生死”的境界, 全身心地沉浸在对人生的感受和对生命的领悟中。
(四)苏轼在海南的创作
苏轼谪居海南的三年是他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他在苏过的帮助下整理杂记文稿,汇集成了《东坡志林》,还完成了对《尚书》的作注。在晚年的创作中别具一格的是他的“和陶诗”,也是苏轼这个是时期的主要创作。苏轼写“和陶诗”,首先是因为苏轼是陶渊明忠实的崇拜者,他敬佩五柳先生不羁留官场、洁身自好、安然处之的高贵品质,也喜欢五柳先生的诗风。苏轼曾写道:“吾前后和诗凡一百有九,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并且苏轼与陶渊明在人生经历上有许多相似,仕途上屡屡受挫,被政党多次打压,满怀壮志和理想却无报效之门,独自一人流落他乡,心中尽是苦闷。此时的苏轼写的诗多描述百姓和自己的生活,跟以往有些不同。如《和陶劝农六首》哀怜儋州百姓的贫困;《谪居三适》《午窗坐睡》《夜卧濯足》,告诉人们怎样用简便易行的方法养生。这些诗写得十分贴近生活,富有生活气息,透出了他安于儋州生活的快意,即使说出“我生有定数,禄尽空余寿”这样的话,也显得相当平和。苏轼在海南的创作少了满腹的牢骚,少了“我被聪明误一生”的感愤,也不再因对仕途抱有希望而纠结于隐仕之间,他平静地过日子并以诗文打发光阴。他的创作更多地关注和记叙自己的日常生活,多了生活的个性,少了愤慨的情怀,多了平易朴质,少了绚烂华丽,但这些正是苏轼所说的绚烂之极的境界。弟弟苏辙曾这样评价哥哥的和陶诗:“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也发出这样的感慨:“东坡岭外文字,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对于苏轼来说一次次的磨难就是对诗作最好的锤炼。
三、苏轼在海南的功绩
(一)改善海南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习惯
当时海南还是蛮荒之地,当地百姓大多都是取咸滩的积水来饮用,又有“食腥”的习俗,导致常年患病,恶疾流行。百姓又缺少医药的知识,就通过迷信活动来治病。治病方式就是杀牛祭神,也有用药的人,但巫师说神怒了,病就不会根治,于是病人亲戚就拒药禁医,沿用杀牛祭神的土方法,结果“人牛皆死”。苏轼为了解除这些民间的疾苦就亲自带领乡民挖了一口井,取水饮用,还建议当地的老百姓不要吃生食,这些都使当地的恶疾得到了减少和缓解。百姓们便纷纷学苏轼挖井取水,从此改变了当地乡民的饮水习惯和习俗,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就把那口井命名为“东坡井”。苏轼为此还对药物进行了研究,他亲自到乡野采药,并考订药的种类,撰写医学笔记,为当地人探索出了治疗疾病的药物,如荨麻、苍耳等,他还为百姓开方治病,专门向居住在广州城的王敏仲索来黑豆,制成辛凉解毒的中药“淡豆鼓”,从此百姓们纷纷都种黑豆,后人称为“东坡黑豆”。
苏轼在海南不仅消除了人民疾苦,改变了海南人民的生活习惯,他还积极改进了海南人的生产习惯。苏轼在海南发现当地百姓不重视农业生产,有很多荒田,大多都以贸香和打猎为生。海南百姓所有的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都由中原输入,甚至连米也要由中原输入。当地的李景新还说,他们还曾拿未长大的小老鼠蘸糖生吃。苏轼在《与侄孙元老书》中说:“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又泉、广海舶绝不至,药物酢酱等皆无,厄穷至此,委命而已!”事实上海南没有传说中的那样是瘴痢和疟疾横行,气候也十分适合农业生产,“冬不冻寒,草木不调。四时花果水土无他恶,唯黎峒中有瘴气”“四时俱是夏,一雨便成秋”。苏轼为了改善当地的情况,发展当地的农业生产,便开始了“劝农”活动。在其著名《劝和农六首》诗中说黎族同胞要改变“不麦不稷”的状况,“改变朝射夜逐”这种单纯狩猎的劳动习惯,要重视农耕,改进工具,种植发展水稻生产,这样就会“其福永久”。苏轼在海南的这些改善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北归时,有人问他:“海南风土,情如何”?他回答:“风土极善,人情不恶”。
(二)推行文化教育、促进民族团结
苏轼对海南最大的影响,就是在海南不遗余力地推行文化教育,开海南文化教育的先河。他在《十八大阿罗汉颂》里曾写道海南“不类人世”“鸟言卉服”,通俗说就是这里的人说的都是听不懂的鸟语,穿的都是树叶花卉做的衣服。海南当时是中国文化藩篱之外的地方,没有一点文明的气息,就是原始社会。不要说吟诗作对了,连认字的人都找不到,说话也听不懂。在隋、唐、宋三代400多年的历史中,海南没有出过一个举人和进士。但自从苏轼在儋州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开辟学府,兴办学堂,亲自授徒讲学,大力推行文化教育以后,培养出了一大批的饱学之士。至今在海南还依然流传着苏轼设宴劝学的故事,他还与黎子云兄弟建起了“载酒堂”,这是从《汉书·扬雄传》“载酒问字”的典故里取的名。在苏轼倡导推行文化教育之下,海南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中举人姜唐佐,此后,他的弟子连续不断地考上了功名。据统计,经宋、元、明、清几代,海南共出举人767人,进士97人。苏轼对海南文化教育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琼台纪事录》中记载:“宋苏文公之谪儋耳,讲学时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是苏轼让海南这个“蛮荒之地”放射出了人文的曙光,在海南的历史上添上了光辉的一页。当他遇赦北上之时,整个儋州地区已是“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苏轼后来也曾对海南教育的曙光感到欣慰,他在《迁居之夕闻邻舍儿诵书欣然而作》中写到:“九龄起韶石,姜子家日南。吾道无南北,安知不生今。”海南文化的兴起苏轼功不可没,海南人民也一直铭记在心。近千年后,2010年海南儋州举办了首届东坡文化节,之后与眉州、黄州、惠州轮流举办东坡文化节。苏轼在海南所做的巨大贡献,将一直被人们纪念和歌颂。
苏轼在海南推行文化教育的同时,也十分关注民族的团结和融合。据《琼州府志》记载,海南当时是黎汉杂居,黎人多汉人少,黎民又分为生黎和熟黎。生黎深居山穴,平时与汉人接触少,又因为不懂汉人语言,在与汉人贸易往来中常常被欺瞒,熟黎居住在地偏人稀的地方,与移居在此的汉人交往较多,但汉人总是欺压黎人,摩擦不断。当地的民族冲突成为较严重的社会问题。汉黎两族之间矛盾深积,纷争四起,当地的官府又处事不公,偏袒汉人,将问题的原因归结为黎人“不受王化”“不知礼教”,同时汉族官吏对黎人的压榨和剥削就更是严重,“贪夫污吏,鹰鸷狼食”,黎人有时也会偷袭汉人所在的市镇,然后退入深林当中,这些都导致黎汉两族的矛盾日益加剧。苏轼为了促进黎汉之间的友好相处,深入黎人之间,倾听和了解他们的处境,他认为“黎人之性,墩原木讷,无文符契之用,刻木结绳而已。故华人欺其愚而夺其才,彼不敢诉于吏”。他还在诗文创作中常常提出“咨尔汉黎,均是一民”“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等“民族团结一家亲”理念。在官府决刑讼之事时,他撰写长文为黎人被告伸冤,同时他也希望双方发生矛盾时,多从自己本身去找原因,“欺谩莫诉,曲自我人。”
在苏轼的影响下,海南民族矛盾有所缓解,一定程度上有效的促进了当地的民族团结和融合。
四、尾声
苏轼在海南生活了三年零九天后,最终接到大赦的诏令。此时苏轼的心情是复杂的,他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深情:“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他已经把海南当作故乡,把蜀州看成寄生之地了。可见,苏轼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贬谪生活是苏轼一生的主题,每一次贬谪都是一场远游。苏轼在难熬的逆境中,丰富了自己的内心和阅历,有更多的时间感悟人生,展现他丰富的精神世界。对于苏轼而言人生如老妇人所答“世事如一场春梦耳”,每次的贬谪苏轼都能以失意开头,以诗意结尾,苏轼最后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足以见他胸襟之坦荡。苏轼他展示了在颠沛流离之际对仁慈恻隐、节义廉耻的持守,成全了一种超然自如的伟大人格。他的名字如今虽然只是一个记忆,但他留给我们的精神却是万古不朽的。
参考资料:
1.论贬居儋州的苏轼(哲宗时期62岁至65岁)漠瀚
2.苏东坡在海南——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三亚新闻网
3.苏轼海南时期诗歌创作之变 阮忠
4.苏轼为何愿意终老海南 丁启阵
5.海南人的心灵 南海云鸥
6.苏东坡的海南 段战江
7.苏东坡在海南 个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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