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苏轼诗词文中的“儒释道”

高二（13）班  冯瑾瑜   星级：五星

 

    随着时代变迁，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汉代以来的儒学思想已经无法控制人心，正所谓“儒门淡薄，收拾不住。”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道教也在民间广为传播。三教之间在彼此反复辩驳中相互吸纳渗透，至隋唐两宋时期，三教鼎立的局面达到了高潮，三教理念交流也空前频繁，即“三教合一”。儒，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家学派；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道，是以黄、老道家思想为理论根据，“道”为最高信仰的中国本土宗教。苏轼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处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特殊时期，加之苏轼本人一生中起起伏伏的经历，成就了苏轼诗词文中独特的思想韵味。下面，我将从苏轼的诗词文中寻找“儒释道”的思想踪迹，并与其他诗人比较一下他们各自思想的不同。

 

    一、儒家：积极入世

    作为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儒家必定含有统治者所推崇的思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思想。苏轼出生于儒学氛围浓厚的文学世家，在其父苏洵和其母程氏的教导下，苏轼自幼深受儒学影响。仁宗时期人才辈出，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家庭、社会的双重影响下，苏轼从小便有了儒家用世的思想。从苏轼小时候在和母亲读《范滂传》时，苏轼问母亲：“妈，我长大以后若做范滂这样的人，您愿不愿意？”深明大义的母亲回答道：“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便可以看出，苏轼自小就向往着为国家建功立业，为人民奉献，而他的家人也给予他莫大的支持。

    由于其父苏洵一向坚持文章的淳朴风格，苏轼那篇语言质朴、无所藻饰的文章《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深得主考官欧阳修、梅尧臣的赏识。梅尧臣还称此文“有孟轲之风”，欧阳修为避嫌最终把它评为第二。在这篇应试之文中，苏轼以儒家的“施仁政，立王道”为中心论点，阐明：“‘《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才是忠厚之至，以及‘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的思想。”这便是苏轼毕生所遵循和推崇的儒家以仁政治国的思想理念。

    此后在苏轼的为官生涯中，他也很好的以行动践行着儒家思想。虽然一生中屡遭贬谪，但是所到之处的人民对他是一致好评。在《喜雨亭记》一文记叙了修亭得雨的经过和人们久旱逢雨的欢庆场面，极力渲染了人们“久旱逢甘雨”的欢乐，充分体现了苏轼“民以食为天”的民本思想；他还带领人民修筑堤坝、奋力抗洪，等等。后世为了纪念苏轼在任杭州知州时所修筑的堤坝，特名为“苏堤”，“苏堤春晓”如今更是西湖十景之一；他始终爱国忧民，其诗《都厅题壁》《鱼蛮子》等，都抒发了苏轼对贫穷劳苦百姓的同情与关切……这些无不体现着苏轼的民本思想。

    即使苏轼深受儒学影响，但是他辩证地吸收儒学思想，绝不固步自封。其另一篇应试文章《教战守策》则批判了迂腐儒生“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的思想，通过对比论述提出要居安思危、教民习武、有备无患的主张，这一观点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可见，苏轼真正做到了“取其精华”。

 

    二、释家：超脱豁达

    苏轼祖籍四川眉山，离中国“四大佛教名山”峨眉山和乐山大佛近在咫尺，从小便身处在佛教文化圈之中，其父母都与佛教有一定的联系。少年时苏轼曾在寺院读书，长大后也在不少寺院留下足迹。他广交僧人，如佛印、道潜等人。

    苏轼与佛印交往，正是佛印禅师住持庐山归宗寺、苏轼贬官黄州之时。两人时常坐船过江，一起谈禅论道，结伴游山玩水，成为知己。一个名士，一个禅师，流传下来许多逸闻趣事。道潜是北宋著名的诗僧，更是苏轼惺惺相惜的知己。苏轼遭贬谪居黄州后，道潜跟随相从，居留黄州一年多时间。绍圣四年，62岁的苏轼贬居海南，道潜打算渡海相随，苏轼写诗劝阻。由于他和苏轼的关系亲密，道潜也受到牵连，被治罪还俗，可见二人感情之深厚。苏轼的诗词富含禅机哲理，这和他与佛印、道潜这样的诗僧交往切磋，透彻禅理，互为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苏轼一生在宦海中沉浮，经历过许多大起大落，然而苏轼却能在逆境中保持着一颗平常心，以乐观豁达的心态面对，这与佛禅思想脱不开干系。

    元丰三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当年享誉文坛、名震汴京的太守变成了小小的团练副使，此等落差一般人定是无法接受，而苏轼却以自我解嘲、自我安慰的方式写下了《初到黄州》：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荒唐”二字是对过去的自嘲与否定，还带有几分牢骚。来到了荒凉的黄州，苏轼想到的却是长江鱼味美笋香。后两句自我调侃道：“我对政事已毫无补益，还要耗费官府俸禄，领取压酒囊，实在是惭愧呀！”这首诗充分体现了苏轼乐观旷达、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也就是释家的超脱豁达的思想。

    在苏轼被贬至黄州的第三个春天，苏轼一行人偶遇风雨，于是便有了千古名篇《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于简朴中见深意，于寻常处生奇景，虽然下起瓢泼大雨，但是“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顶风冲雨，从容不迫，胜过骑马，有什么可害怕的？只管披着蓑衣任凭湖海中度平生。结尾的“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是整首诗富含哲理的点睛之笔，“萧瑟处”可以解读为曾几乎置苏轼于死地的险恶官场，苏轼从风雨中顿悟到：“自然界的雨晴既属寻常，毫无差别，那么人生中的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若换做是别人，恐怕只剩得感时伤世。

    虽然苏轼在顺、逆境中都泰然自若，但是并不代表他只是一个傻呵呵、“没心没肺”的乐天派。在苏轼的《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中，苏轼以缥缈孤鸿影自比，传达出他虽然乐观旷达，但是内心深处仍然孤寂苦闷，无人理解。再贬海南儋州时所作的《椰子冠》中的最后一句：“东坡何事不违时！”此时，已是孤家寡人的苏轼的自嘲式的感叹下，更多的是对自己宦海沉浮的一生的无奈。苏轼后半生作品虽然乐观悲苦、豪迈消沉交织，但是超然物外、随缘自适的佛家思想，仍然是他内心和表现于文字中的主基调。

 

    三、道家：淡然达观

    与佛家相似，苏轼自小也饱受道家思想的熏陶，“吾八岁入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童子几百人，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道士张易简便是苏轼的启蒙恩师，是苏轼道家思想的奠基人。其弟苏辙曾评：“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 苏轼在未读《庄子》前，就已经形成了与庄子相似的人生观，只是还未能用文字把它们表达出来而已，待到见了《庄子》，才知道庄子已经讲了他心中要讲的话。他的一生，与道家都有着不解之缘。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发怒，就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经历过如此之多的人生变故，苏轼早已“处世超然达观，来去随遇而安”了。

    熙宁七年，苏轼被批准改任密州太守。次年，政局初定，他便开始治园圃，洁庭宇，把园圃北面的一个旧台修葺一新。其弟苏辙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为此台命名“超然”并作《超然台赋》予以赞咏，引发苏轼《超然台记》横空出世，成就千古名篇。文章首段正面阐述凡物皆有可观、可乐定道理，表达自己无往而不乐的精神；次段说明人们从“求福辞祸的愿望出发，反而得到“求祸辞福”的结果，是因为在这种取美去恶的选择下，人心游于物外，必然受物的支配和蒙骗，所以往往得到相反的结果。苏轼结尾处直接阐明他认为命名“超然”的原因：“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此文流露出鲜明的老庄思想，表达了苏轼知足常乐、随遇而安、超然达观的人生态度。

    一年后，苏轼再登超然台，眺望春色烟雨，触动乡思，写下了词《望江南·超然台作》：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望，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这首词情景交融，虽然字里行间透漏出浅浅的忧伤，但是更多的还是“诗酒趁年华”的超然物外。

    元丰五年，苏轼已被贬到黄州有一段时间了，苏轼宴客归来，乘着醉意，写下了《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词中的“长恨此身非我有”是化用《庄子·知北游》“汝生非汝有也”句，“何时忘却营营”，也是化用《庄子·庚桑楚》“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本是说，一个人的形体精神是天地自然所赋与，此身非人所自有；为人当守本分，保其生机，不要因世事而思虑百端，随其周旋忙碌。苏轼化用《庄子》中富含哲理的话，向道家寻求超脱之方，渴望与大自然化为一体，返璞归真。据说知州徐君猷读完此诗后大惊，以为“州失罪人”，罪责不轻，立刻赶到临皋，但是苏轼还未起床，正鼾声如雷。可见，苏轼写这首词时情感之真切。

    同年，苏轼与友人月夜泛舟大江之上，写下了文学价值极高的《赤壁赋》。在此文中，苏轼针对客之人生无常的感慨陈述自己的见解，以宽解对方。客曾“羡长江之无穷”，愿“抱明月而长终”，苏轼即以江水、明月为喻，提出“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的认识。如果从事物变化的角度看，天地的存在不过是转瞬之间；如果从不变的角度看，则事物和人类都是无穷尽的，不必羡慕江水、明月和天地。自然也就不必“哀吾生之须臾”了。此文表现了苏轼豁达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充分体现了庄子“虚己以游世，乘物以游心”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道家顺其自然的思想，真可谓是“德之至也”。

    苏轼从儒家务实的生活态度出发接受道家思想，重视和发扬其积极的作用而避免其消极的影响。苏轼的文学创作既继承了庄子文学，同时他也深谙“扬弃”之理，最终参透出宠辱不惊、履险如夷、临危若素的大彻大悟的人生哲学的大智慧。

 

    四、苏轼：不一样的烟火

    同样处于“三教合一”大时代背景下的诗人数不胜数，然而，如苏轼这样兼收并存三教精华思想的诗人却少之又少，就拿之前的陶、李、杜来说说吧。

    东晋诗人陶渊明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他自幼修习儒家经典，也有过“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志向。在老庄之道盛行的年代，还受到道家思想的熏陶，有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对自然的向往。可是仕途不顺，并未受到重用，后因为蔑视权贵，不肯同流合污，便辞去官职，归隐田园。这种“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骨气纵然值得赞扬，可是未免有些冲动，似乎背离了儒家用世的初衷，他消极避世的态度并未让他过上理想的田园生活，反而遭受“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贫苦。

    盛唐时期的“诗仙”李白深受黄老列庄思想影响，早年仗剑天涯，广游大好河山，中年被唐玄宗赏识，命其供奉翰林，可因为他性格豪迈潇洒，颇有些恃才放旷，引得多人憎恶，馋谤于玄宗，最终被赐金放还。未得到重用，还被放还，傲岸不屈的李白索性寄情于山水，成就了他许多千古名篇。《将进酒》《江上吟》《襄阳歌》等作品都流露出李白及时行乐、逃避现实等思想。

    同样，“诗圣”杜甫心系黎民百姓，胸怀天下，他有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这正是儒家“仁政”“民本”思想。可是时运不济，此时的唐朝正处于由盛转衰之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当时社会的写照。杜甫想为国献力却无奈没有机会，他的一生颠沛流离，所以其诗大多都以沉郁为主，反映社会黑暗和百姓疾苦，传达着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读来令人心情沉重。

    反观苏轼，他没有被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单一思想所画地为牢，兼收并蓄三教中的精华，为自己所用。他有着儒家“民本”“入世”的积极思想，为官生涯中一心为民，深得民心。在屡遭贬谪，宦海沉浮的低谷期时，又从容不迫，随缘自适。他既不冲动地“归去来兮”，离开官场；也不“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寻仙访道。他不作“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沉郁顿挫，苦情绵绵，而是发出“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宣言。我想，这也许就是苏轼的独到之处吧。

    综上所述，我认为正因“儒释道”思想对苏轼的深刻影响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成就了苏轼这一千古奇才。像林语堂先生所评价的那样：“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古往今来，苏轼可谓是对“儒释道”融会贯通的第一人了。

 

参考资料：

1.高中历史必修三岳麓版、人教版

2.《苏东坡传》林语堂

3.吴泓工作室博客 苏轼专题

4.《浅谈苏轼与道家思想的不解之缘》 作者：许讯

5.《处世超然达观，来去随遇而安》香港文联 搜狐网

6.《苏轼思想中的儒释道哲学》 百度文库

7.《苏轼诗文词选译》凤凰出版社

8.《喜雨亭记》、《超然台记》、《赤壁赋》等百度百科

说明：专题学习中提供的学生习作及写后反思，是学生学习其间即时上传到网上的，除了订正错别字外，编者未作其他修改，保留习作原貌。学生文章，语言稚嫩，甚至可能有些文章，借鉴太多，少年错误，在所难免，各位大家，如涉及您的文章，务请不要生气。给学生（孩子）一点成长进步的时间，相信他们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多的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个性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