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人”到“女神”
——浅析灵焚散文诗中两个主体意象
杨清发
(四川农业大学风景与园林学院艺术设计系,成都 611130)
摘要:在灵焚的散文诗创作中,我们看到他吸取了哲学的思索,用诗性的语言对生命、对人性、对世界进行观照,通过思考和审美,完成他从“情人”的灵魂漂泊到“女神”的生命寻根和灵魂的忏悔和救赎。“情人”与“女神”是灵焚散文诗中最核心的意象,也是表达其思想与内在情感律动的脉搏所在,分别代表着灵焚的前期与近期两种思索主旨和审美指向。因此,本文选择“情人”、“女神”这两个主体意象作为切入灵焚散文诗创作的途径,分析与揭示他从“情人”到“女神”的情感和思想历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其思想境界和艺术造诣的提升。
关键词:情人、女神、灵焚、散文诗、主体意象
散文诗出现的这几十年,其状况不尽人意。我们带着批判的眼光审视着散文诗鱼目混珠、泥沙俱下的混乱状态,同时也忽略了那些真正的散文诗作品和创作者。但当我读到灵焚的散文诗《女神》时,那些充满张力的句子、深邃的思想和全新的风格,审美的神经被真正刺激到了。不得不说,灵焚让散文诗成为散文诗,其散文诗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是当下大多数散文诗无法比拟的。他找到了诗歌与哲学的平衡点,以哲学为基础,却以灵性和直觉超越哲学的羁绊;他的散文诗摆脱了很多散文诗轻飘不着边际的弊病,具有了言辞的击中力和思想穿透力,因而具有了力量的底蕴。在其新著《女神》出版(2011年9月)之前,灵焚便已经出版过两本散文诗集,分别是《情人》(1990年)和《灵焚的散文诗》(2008年)。在新著《女神》中,除了近期创作的新作,也选编了《情人》与《灵焚的散文诗》中的一小部分代表性作品[①]。为此。我们只要通过《女神》这本新著,就基本可以把握他早期至今的作品中两个主体意象的审美主旨。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灵焚吸取了哲学的反思与批判精神,用诗性的语言对生命、对人性、对世界的审美观照,通过哲思和审美,完成了他从“情人”的灵魂漂泊到“女神”的生命寻根和灵魂的忏悔和救赎的思想脉络。可以说,“情人”与“女神”是灵焚散文诗中最核心的两个主体意象,也是表达其思想与内在情感律动的脉搏所在。对于“情人”与“女神”这两个意象的内涵和象征意义,灵焚有这样的解释:“情人”对于人类来说,“是不可靠近的终极之美,一种灵魂、一种归宿性的精神指向”。[②]而女神“与神话、或者宗教意义的女神不是同一存在,她应该属于生命本身的那种既鲜活可感又具备超越性的神圣存在。”[③]通过灵焚的散文诗作品,我们可以看到灵焚在追求“情人”的执着中的挣扎和困顿,而这种状态源于“我”与“情人”之间的不可靠近的“距离”所致;也能够窥见从“情人”升华到“女神”其灵魂得以浴火重生的心路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最初的“距离”逐渐在审美中消弭,呈现出“我”与“女神”的相互“穿越”,抵达生命的极致“翔舞”,从而让我们眩晕于其笔下“女神”的光芒四射的审美绽放。本文拟从灵焚散文诗的“情人”与“女神”这两个主体意象展开论述,通过对这两个意象内在意蕴的发掘分析,揭示作者在寻找“情人”、抵达“女神”这一条心路历程中寻求自我完成中精神突围的诗意呈现。
一、迷失与漂泊的“情人”之旅
因为受哲学特别是存在主义的影响,灵焚在创作之初便触及到人的存在问题,由此促使其作品在早期便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和独特的审美风格。最近出版的散文诗集《女神》的“情人”这一辑包括《情人》、《飘移》、《房子》、《异乡人》等,主要表现的是被上帝放逐、失去伊甸园的人类,特别是现代人的孤独、惶恐和无所归依的主题,通过这些作品,灵焚企图呈现他对人类在面对灵魂漂泊的境遇以及其成因的思考。在这个过程中,他找到了自己抒情与审美的主体意象——“情人”。他认为人的一切精神性的追求,都是在寻找“情人”,而寻找“情人”也是自我完成的过程。
灵焚童年、少年时代惨遭家人死别、青年时代直面情感变故,这不同寻常的经历让灵焚感受到一出生便被某种意志抛弃“在别处”。这当然只是一种外在的契机,真正要在思想境界上得以提升,才能超越这种现实的苦难,触及到“灵魂飘泊”的审美主题,从而使这种外在的境遇,成为内在的精神气质,让视野从“个我”向“大我”拓展。所以这里的“在别处”不再是灵焚个人的问题,而是人类文明本身的问题。从个体的身世飘零,引发作为人的存在的精神苦闷,加上西方哲学特别是存在主义的影响,使得灵焚的作品从一开始就不仅仅只是舔着自己伤口的浅表情感抒发,而是更加注重灵魂漂泊的书写和开掘思想最深层次的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是《情人》中的一系列作品以灵魂的漂泊作为创作主题的根源所在。
漂泊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涌现出了大量表现这一主题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诗歌、戏剧、小说等多种文学样式。在西方,从荷马塑造了奥德修斯这个漂泊者形象起,各类漂泊者的形象便不断出现在文学的作品中。千年文学写作中的漂泊意识到近现代,并未在作家的身上消失,而以更复杂、多元的形式表现出来。灵焚散文诗的创作主题,便是这一漂泊意识的延续。《飘移》呈现的便是人类失去那个可以安抚寂寞心灵,让精神得以永久喜悦幸福的伊甸园之后的漂泊状态,也是灵焚孤寂的情感世界的映射。文章一开始便是通过“我”面对一个陌生的境地,内心的疑问与追寻的描绘,来展示人类因为原罪而失去伊甸园之后承受荒原般枯竭生存状态的迷茫困顿、无所归依,“这是什么地方?山不像山,海不像海,鸟声已经绝迹。还记得那一次我随你晕眩的目光升起?/这是高原吗?垂下的四肢如绝壁苍苍茫茫。”
偷食禁果被认为是人类的原罪及一切其它罪恶的开端。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后,世界因此而颠倒,一切变得紊乱不和谐。人失去了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童年,注定因为背离上帝要承受无根无家园的痛苦。不过,灵焚并没有重复长期以来的这种几乎成为定性的思考,而是反其道而面对,告诉人们“蛇们是无罪的,上帝/我们饱尝拥抱中的迷醉。我们再也不是两只羔羊吻着你冰凉的眼皮和指尖。我们不再走失。”以此呼应在此之前喊出的“管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从而揭示人类漂泊与独立意志属于一种相悖与相成的关系。但是,独立意志归意志,人类无家可归已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因此,接下来作品中就呈现了一个充满隔膜、束缚和荒诞的世界,“猴子在人造的树上表演似乎是向我们暗示什么?/野狼在铁的笼子里转来转去,绝望的眼神隐藏着什么?/那长颈鹿总把长长的脖子伸向蔚蓝的天空张望着什么……”灵焚在该处则用一种喜剧的形式呈现了一个悲剧的主题,即失乐园之后世界的荒诞,人与自然的分离。人与人之只有隔膜,没有爱,没有皈依感,“隔了这么多栅栏,我们熟悉而又陌生。”同时,在绝望中决绝地表达着一种强烈的回归愿望,而这种愿望也与传统的思想不同,不再是回归曾经的伊甸园,而是要通过失乐园之后的人类自己的努力,建造一座全新的、不是被“别的意志”赋予的伊甸园,“给我一个梦吧!那栅栏应该是我们失去的森林,我们可以爬上一棵树,连遮羞的叶子都摘取,旁若无人。/并向世界,投去我们一丝不挂的目光。”可见,《飘移》虽然书写了一个永恒的文学主题,却突破了这一主题沿袭已久的思想,指出了既然由于无法摆脱原罪让人类失去了伊甸园,那么,渴望回归就需要人类重建一座属于自己的伊甸园,安放自己漂泊的灵魂。
《房子》共五节。“且一·夜的故事”,是对一个夜晚的状态的叙述。写出了作者在某个场景中的孤独和无奈、心神不定,一种没有表情的心情和无所依托的生活形态。“且二·
触及”与“且三·审视”描写了两个人的相遇相爱交融于一体的场景。爱欲,它推动人们与其所属之物结合为一体,人们企图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使人们获得自我发现和自我实现的人结为一体。但是再相爱的两个人,依然无法完全走进对方。到了“且四·裂变”就出现了“不然怎样,揭开自己像揭开生日蛋糕上的一层玻璃纸。我们互相走进去——就迷路了。/天地靠得太近太近,我刚想说什么,却发现你不在了。/瓷盘心安理得摆在床头,一切都没有发生”之两人状态的苏醒。两个失根的人,即使抱在一起,也无法真正走进对方的生命,不能让彼此完整。在这里的描述中,我们看到爱欲并未使人完全获得自身存在的确证,个体生而固有的孤独感和分离感依然弥漫于文字之中。一切回归到原初,回到第一节“夜的故事”中一个人相守孤独的状态。为此,第五节“且无·从此”就只剩下一个一无所有的“空框”。对此,长期以来有各种解释与猜测,根据我的理解,这既不是“无主题的隐喻”(王光明语),也不是人们关于什么形式上追求的猜测,而是作者一种无法突破的人的存在之虚无,一个什么都没有然而什么都可能有的封闭性空间。如果一定要从形式上理解,这是作者留给读者根据自己的生命经验自己去完成的一个世界。从第一节中“没有人敲门”,明显传递的是作者的某种期待,而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中两人相守的状态却似乎是作者的幻觉,是一种想象,作者在房子这个空洞的容器里无法确证自己的存在,就像作者自己意识到“情人”的虚无缥缈,不可靠近。所以,“我尽量把手伸给你/太远了”,这种不可弥合的距离感弥漫着“我”与“情人”的关系中。《房子》展示了无主体性的是现代人的生存境遇,王光明对此有非常到位的分析,“《房子》则以冷峻而又有些神经质的语言,在意识与潜意识的临界点上,建造了一座生存境遇的象征性建筑。”[④]
《异乡人》延续了同样的主题,如果说《飘移》和《房子》还表达了对于重建伊甸园的期望和梦想,《异乡人》则表达了一种有家回不去的无奈和绝望。失去伊甸园的人无家可归,在各种困顿中想起温暖的家,那才是孤寂的灵魂的皈依。然而,当真正回到深藏记忆中的故乡,迎接自己的竟是无法靠近的靠近。在“之二·靠近”,作者描述了回到“家”的荒诞遭遇:“我装着很有修养的样子走过去想与其中一个人打招呼。/无可奉告。她恶狠狠地说着挡在我面前。见鬼。心里想着但我还是不漏声色,装着很有修养的样子,因为大家都说不认识我”、“走开,不认识我围着我干啥?见鬼。这下我骂出声来,并且以同样的恶狠狠,因此有些惬意。/那些高耸的表情篱笆般裂开,他们以老相识的样子打量、恭维。这时我才发现我确实不认识他们。”这里对回到家戏剧化遭遇的描绘让人想起贺知章的《回乡偶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的诗虽然传达出诗人对于岁月沧桑、物是人非的无奈和伤感,却也写出了久别回乡的亲切感。灵焚的这段回乡记却让我们看到了无比荒诞的一幕:我以为回到“家”,结果不仅在那里的人们不认识我,最后发现自己也并不认识他们。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回家的感觉,反而愈发的凄凉和悲哀。心中的念想终究是回不去的故乡,回去也成异乡人。
通过对这几章作品的分析,我们看到“情人”系列里的作品呈现的是苦苦寻求而不得、苦苦挣扎于一种灵魂无所归依的孤寂,是希望、是失望、是痛和苦的混合,是“困兽般的孤独和无着落感”。[⑤]作者在痛苦和绝望中坚持着对“情人”的追求,坚持着一种灵魂、一种归宿的精神指向的追求,而“情人”能将其从精神的炼狱、情感的迷路中解救出来吗?在《情人》中有这样的描写:“你的眼神从源远里渗透出来,雾时浓时淡,河水潜入山的腹地。一棵树,风,非常抒情地表白着。有人看山。”、“你在镜子背后谕示,面壁的只是蒲团,你坐上去了,每一种手势就是至理名言。”“你”的眼神来自源远处,每一种手势都是至理名言,这里的“你”,是遥远不可企及的情人,是让人膜拜却不可靠近的终极之美。“距离”,“我”与“情人”永远无法弥合的“距离”是“情人”之一主体意象与“我”的本质关系所在。在“距离”中审美是灵焚的散文诗在“女神”出现之前的抒情本质,是灵魂飘泊的根本状况。然而,随着探索与思考的深入,灵焚逐渐发现,如果还停留于对于一个抽象“情人”的追求与倾诉,漂泊的灵魂将一生无法安放,于是,在苦苦思索和情感的磨砺中,灵焚找到了新的主体意象“女神”,以此替代“情人”,成为新的诉说对象[⑥]。这不仅是一个意象的变更,更是作者审美的升华,思想的升华。
二、生命源初与灵魂安放的“女神”之根
在被称着无根作家奈保尔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河湾》结尾处,文中主人公费尔迪南说:“但是往哪里走呢?这就是令人绝望的原因所在。大家都知道自己失去了可以回去的地方……我开始希望回到孩童时光,忘了书,忘了和书相关的一切”[⑦]这是绝望的呐喊,带着反思的呐喊。奈保尔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作为失根人的流浪之旅最终将会走向毁灭,“情人”之旅后的灵焚有着同样的觉悟。前文本分析我们看到,在漂泊中追逐“情人”的灵焚,始终被一种绝望、焦虑和困顿紧紧攥住,但他最终清醒认识到,早期的“情人”意象仍然属于传统的“女神美学”,人只能处于被俯视、君临的境地,由此导致“那种自下而上的升华愿望与当下生存相隔过于遥远,甚至虚无缥缈。”[⑧]于是,他开始寻找足以让自己的灵魂在当下生存中得以皈依的新的主体意象,因此,发现了可以让人回到生命原初、让灵魂得以安放的只有“女神”,而这“女神”必须既是“神性的”,又是“人性的”存在。于是,“女神”代替“情人”成为灵焚近期散文诗创作的主题。
对于“女神”,灵焚有着非常清晰的思考和明确的定位。他在作品中强调女性的神圣性,并怀着景仰和膜拜,将“女神”供奉在生命的高地、镇座在精神的祭坛上,赋予其崇高的社会地位和审美地位;同时,“女神”也是接地气的,是与自己生命相遇相互生成的主体,而不再是一种不可靠近的终极之美。在“女神”这一辑作品中,“女神”,是母亲,男人的第一个女人;是情人,男人爱欲的投放对象;是女儿,男人一生的牵挂;是这三者的混合,她光芒四射。灵焚通过其作品生成“女神”三种角色的品质,完成对“女神”的审美朝圣,也完成了自我与他者、与世界的相互走进,达到生命与生命共舞的完美状态。“我”与“情人”的“距离”在这里消解了,相互“穿越”了。
灵焚认为,作为男人,面对女人首先应该以情人的角色出现,与其一起完成每一次生命的神圣经营和生命的审美。在《开始,或者一个清晨的思念》中,我们看到灵焚笔下作为情人的男人与女人的相互生成。在这首短短五节的散文诗中,容纳了多个层面的探索。首先,作为情人,男人如何去对待与自己生命相遇的女人。很大程度上,一个男人如何去对待女人的美便是检验他如何看待女人最有效的途径。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女性的美从来不属于她自己,女性对于美的追求从来不被看着她建构自我的主动性,而只是为了生存、取悦于男性。男人们则一边享受着女性的美,一边对女性的美进行着诋毁,把她们称为红颜祸水。但是,灵焚作为一个男性,挣脱了传统思维模式,还给女性美一个公道:“美,本来不应该成为苦难的根源。/美,从来都是无辜的。”还给女性美一个公道,便是还给了女性一个公道。所以,在这首散文诗中,男人面对的不再是作为不平等的、被审视的客体之对象的女人,而是作为平等的审美主体之情人的女人,他们都是在爱中相互靠近、相互完成的主体。作者探索了男女在爱欲中如何去寻找到自己的存在、获得人生意义的拓展,“我遇上了你,你成为我封闭状态的一扇窗口。”他也挖掘人在爱欲中获得与大自然与世界同一的宇宙感:“我们一起冲刺高潮,在浪头上站稳,久久地,把世界抱紧不要松开。”我们看到,作为情人的男女,他们渴望战胜个体生而固有的孤独感,于是融入到一种不是孤立个体而是两者结合的关系中,去体验一种相互依存的生存状态。然而,仅仅只有男女之性爱能抗拒生命的孤独感吗?作者给出了回答:“而这同时提醒着你跟周围的区别,你们不是一体的,你生活在别处,各自的空间装着各自的岁月与境遇”、“那么,我该用什么来拯救你的等待?又该用什么来填满自己的深渊?”是的,就算两相结合可以去获得自身存在的确证,但是,灵焚仍然揭示了结合背后更深层次的每个生命个体的分离性。每个人都是独立的生命,再痴狂再热烈的爱也不能使两个人彻底靠近和融入,这是多么无奈而又心酸的事实。
然而,人永远都努力的在各种关系中去获得人的自我完成,除了情人,男人和女人还有其它相互实现的途径。于是,作为父亲的男人出现了,这次的“女神”是被牵挂被呵护被疼爱的女儿。男人,在这时承担起了责任,只有牺牲与奉献的精神,让“女神”在孕育生命过程中获得现实与精神上的安全感,“父亲的呵护不足以养活你一生的红颜,而你的姿色也需要可以装得下的院落。父亲只能由着一朵花的性子,任其掏出自己的全部娇艳,盛开在摇曳的目光里。”在几千年来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中,无论中西方,女性都未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灵焚意识到,这是女性悲剧命运的症结所在。他在作品中也为我们呈现了“女儿”们的真实命运,残忍而忧伤的事实,“沉鱼者不再漂泊,落雁者不再离乡,闭花者不再为帝王的荒淫赎罪,羞月者不再长成利剑、握在政治阴谋的手中……”、“谁可以阻止那些七彩霓虹挑逗夜色?繁华的闹市何时不再有女儿卖艺出台?”这些美貌的女子,仅仅是男人政治斗争的工具、牺牲品或是男人情欲的发泄对象,而毫无独立的人格和主宰自己命运的能力,她们的生命主体在男人的自私与贪欲中被忽视了,却还要承担男人们推卸给她们的罪状。对此,灵焚进行了犀利的批判,“人们习惯了把责任推给你那与生俱来水的秉性、宿命里只有薄过一张纸的红颜。可是,他们以什么掩盖那些更为重要的事实?”他将事实的真相揭露给我们看,并且,从一个男人、一个父亲的角色由衷地忏悔:“这一切只能承认男人作为父亲的失职。”在作品中,灵焚非常理想化地提出了自己的美好设想,认为只有给女人慈父般的爱,只无偿付出,而不是征服、占有,如此才能改变女性在文化和社会中的命运。
通过对前两章作品的分析,完全可以确认灵焚诗歌中的所蕴含的“母性意识”(区别于女性意识—-黄恩鹏语)[⑨]。他的文字站在女性关怀立场,是从母性意识出发,为他心目中的“女神”呐喊、反抗,博取应有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地位。在《第一个女人》中,灵焚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挖掘。《第一个女人》书写了母亲如何牺牲自我,孕育我们、让我们成长,最后却被我们——男人们所背叛。作者饱含深情地用大量的篇幅来赞颂赋予我们生命、哺育我们、为我们生命的完成奉献自我的母亲。他赞颂她生命的丰饶,“她为我敞开了丰腴的大地,让所有的动脉成为河流,让每一根神筋末梢结满了果实。”赞颂她带给我们的生命之光和暖:“那些慈祥的眼神里,我的大地生长阳光……”在这里,作品讴歌了生命最原初的创造者——母亲的伟大、生命的丰富与无私,作者倾情将母亲描绘成了一位承载一切人类苦难、罪恶的女神,如同圣母玛利亚的化身,是生命的承传、沿袭,是人类赖以永恒存在的源泉,是无私,是爱,是奉献,是生命的载体。在这样的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母性意识在作品中起着主导作用,灵焚明确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创造生命历史的,或说人类历史的是女性,母亲便是我们人类自己所拥有的伊甸园。因为挣脱了传统的男权思维模式,对于让作为“女神”的母亲独自承受苦难的男人们,作者进行了犀利的批判,他把男人对“母亲”的背叛称为“阴谋”:“为了我的存在,我的第一个女人,从此需要出让自己的世界,忍受着背叛与诬陷。/他们说:灾难是她来到这个世界唯一的嫁妆。”
这是一个“压迫者”对“被压迫者”讲述他们的压迫,写出了女人在男权社会的命运。虽然男人关于女人的书写从道义上来讲难免可疑,因为他们既是法官,又是诉讼当事人。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灵焚对于男权文化压迫女性、男人的贪婪可耻,女人的隐忍与悲苦进行了有力的书写,这里的悲愤和控诉如此有力,矛头直指歧视、压迫、奴役、背叛与诬陷母亲们的男人,让我们看到灵焚的真诚。作为一个男性,灵焚为自己的同类几千年的所作所为而汗颜,他激烈的反抗,不仅为女性反抗,也反抗着自己成为这些无耻背叛者中的一个:“然而,我已经不再想作为他们谋杀第一个女人的参与者,我们不能成为他们谋杀第一个女人的参与者。第一个女人是母亲呀!”、“或者,我注定要出生。那我就要从一切文字里删除阴谋、仇恨、背叛和别离,只带上爱、相逢和感恩,从您的果园从容出走。”、“而我现在,除了点燃文字忏悔,穿过植物的枯荣、季节的冷暖,触摸您;/我,除了每抬高一寸诗情都灌注一吨良知,让忏悔把生命垒成祭坛为您守灵。”这是一个男人开始审视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中男人对女性长期残害奴役后的忏悔以及对于女性命运的美好憧憬。这里有作者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男性之于女性的罪过而感到痛心,有良心和良知上的痛苦反省。
综上所述,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同时具备了三种相遇的角色:情人、女儿、母亲,与情人、儿子、父亲。灵焚认为,只有当男人具备了三种角色面对女人,才能让女人完成三种角色的身份转化,“女神”就是在这三种角色的平等相遇中才得以权现的。而要完成这种相遇,首先是数千年来男权意识的反思与批判。让女人真正地回到母亲、女儿、情人的位置,而这种关系的确立,需要男人真正履行三种不同角色的责任担当。只有这样,“我”与“情人”之间的“距离”才能弥合,“我”与“女神”才是平等的,成为互为主体的存在,实现相互的“穿越”,完成生命与生命的极致翔舞。然而,这会不会是灵焚的饱含理想主义色彩的一厢情愿呢?确实,忏悔意识在中国文学史上委实鲜见,如新时期文学虽然产生了社会批判和自我审判意识,但是控诉的多,自我反省的却少。在这里,灵焚摆脱了传统文人只拷问历史不拷问自己的狭隘,既对压迫奴役女性、造成女性苦难的男权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也有对自己作为“他们谋杀第一个女人的参与者”自身罪孽的痛苦自谴。这在女权主义者看来,也许灵焚所塑造“女神”这一完美形象依然是男性想象的产物,依然是一个对象,一个客体。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缺乏忏悔意识的民族,在一个男人向来咄咄逼人以压迫女人为尊的文化氛围中,灵焚作为一个承载几千年父权制的历史文化心理重负的男性作家,能够站在女人的立场去批判这种男权文化,为女性的地位和尊严呐喊,这种力透纸背的忏悔显然是灵焚作为男性面对女性自我确证的一种思想的升华。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给予高度的肯定。这种态度没有任何做作,而是极其虔诚、清醒、犀利的内向性的审视与忏悔。
通过以上对于灵焚作品中“情人”与“女神”
这两个主体意象的分析,以及从“情人”到“女神”作者精神历程的展示和挖掘,我们看到灵焚在精神漂泊中所经历的情感苦难和心灵挣扎,看到他寻找到“女神”背后的精神和思想的升华。在他的作品中,女性是他的主要抒情对象,他的可贵不仅仅在于他寻找到了重建伊甸园、让漂泊的灵魂得以安放的途径,更在于在他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深刻认识,对女性价值的全新评判,对男权文化的犀利批判。因为女性是人类历史、生命历史的创造者,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也便是对于整个人类命运的思考。无疑,对原罪的重新解释与人类自我确立的探索、以及强烈的寻根意识是灵焚创作的根本动机。在这个创作动机的驱使下,他完成了自己的灵魂忏悔和救赎。在对“情人”的追逐中,作者注重灵魂漂泊的书写和开掘思想最深层次的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在对“女神”的膜拜中,他在意于对生命源初,生命之根的探寻与揭示。这些作品中都蕴含了他对生命本体以及人的情感、灵魂以及男女两性关系的全新思考,即男女三个角色的发现。
在散文诗集《女神》中,灵焚的创作还涉及到其它方面的探索,如《生命》、《冲动》等作品中侧重对于生命本身和人性的思考,在《城市草稿》、《谁能回到一株植物的时间》等作品中,灵焚的视野表现出由内向外,投向这个广袤的世界、注重对人所在的当下环境状况和时代更替思考的倾向等。本文只是选择了“情人”、“女神”这两个主体意象作为切入灵焚散文诗创作的途径,展示了他从“情人”到“女神”的情感和思想历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审美、思想境界和艺术造诣的提升。这一篇短短论述只能算是笔者用文字去生成自己笔下的灵焚散文诗的那一抹风景,而无法穷尽灵焚散文诗创作的所有特征。
(作者系四川农业大学风景与园林学院艺术设计系讲师)
[①]《女神》共六辑,分别是《生命》、《女神》、《叙事》、《行走》、《情人》、《言论》。“情人”这一辑的作品就是来源于《情人》、《灵焚的散文诗》中部分作品的精选。
[②] 灵焚《女神》,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第231页。
[③] 灵焚《女神》,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第232页。
[④] 灵焚《灵焚的散文诗》,花城出版社,2008年,第205页。
[⑤] 灵焚《灵焚的散文诗》,花城出版社,2008年,第207页。
[⑥] 灵焚《女神》,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第232页。
[⑦] 奈保尔《河湾》,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