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从你的文学观来看，是不是哲学家比作家对你的影响更大？

刘震云：一个好的作家，首先必须是个哲学家。如果这个人仅仅是个编故事的人，他一定不会是个好作家。但好作家比哲学家要求高，哲学家能直接把有形的东西理论化，说的越明白越好。哲学家干的这些事儿，作家都不用干，作家是管说不明白的那些事儿，比如人的情感就说不明白，人性就说不明白。史为民跟李雪莲的关系，这样一个哲学命题，放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他一定能够写出来8本著作。《资本论》那么厚，论述的就是一句话：资本产生的剩余价值到底有多少？ 但是，作家说的是在剩余价值产生的过程中，人多额复杂的情感。杨白劳跟黄世仁的关系，是一种剩余价值的体现，但是，我也曾经听姥姥、老娘说过长工跟东家的关系，她们说长工每天生活都很好，粮食足够吃，东家还要扩大再生产，她们觉得长工剥削东家了。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说不清的东西，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缝隙里透出来的一丝暖意，苦辣酸甜的味道，而不是道理，这是哲学家没法论述的，因为苦辣酸甜的标准太不一样了。作家虽然也说不清楚这个，但需要呈现它。

中国企业家：呈现这种苦辣酸甜的味道是不是对你来说很有诱惑力？

刘震云：这要具体到人，而不是说概念意义上的苦辣酸甜。如果你对这个人物没有感情，或者写一个反面人物、一个贪官，就是要批判他，一定写不好。你写的一定是你特别喜欢的人，好与坏是社会和伦理的标准，不是文学的标准，也可能在中国人民觉得他好，在美国就觉得他不好。

史为民我就很喜欢，他突然用不严肃来对待严肃了。用严肃来对待严肃，严肃确实是非常厉害的。但我不理你，我还利用你,(你就没办法了)。别人觉得重要的史为民觉得不重要，别人认为打麻将不重要、他觉得重要。对他来说，其实他觉得重要就重要。

中国企业家：你怎样看中国作家整体上的精神世界？

刘震云：中国知识分子堕落了，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他们没有担当起知识分子的责任。一个民族为什么要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的眼睛像探照灯一样、能看到未来，应该有一些见识。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现在变成了附庸和解释者，北大也不是我上学时的北大了。他虽然也有自己的精神蓄水池，但灌的是别人的水，有些灌的根本就是混汤。

中国企业家：中国社会的大转型呼唤史诗性的作品出现，但中国作家大多数缺乏关照现实的能力，原因何在？

刘震云：历来有远见的人才能直击显示、脸贴脸的话看不清现实的面目。他们去写历史就对了。任何一个时代，好的作家都不多，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好的作家不多，并不是他技巧上不熟练，凡是一个铁匠锻炼几年打剪子都没有问题，一定是王麻子自己对剪子有特别独特的认识他才能打出来王麻子剪刀。

中国企业家：作为一个作家，你如何在这个时代安身立命？

刘震云：我舅舅不是告诉我了吗？“你不聪明，那你就只干一件事，要干的慢一点，退的远一点。”这就有可能写得好一点。这个民族需要一个好的作家，它有时候会是这个民族存在的理由。中国这个民族，是拥有过司马迁、李白、白居易的，像灿灿星河一样，不能说这个民族全部特别平庸，那这个民族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

中国企业家：你关注70后、80后作家吗？他们跟你们有什么区别？

刘震云：不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或者用十年的时间来划分作家，因为没区别。外在生活的变化有时候是很快的，但人性，见识的变化是非常慢的。按说80后、90后作家，你生活在21世纪，一定要比清朝的作家写得好嘛，我看了一下，目前超过曹雪芹的还不多。

    对作家来讲，我觉得起码有两个东西要克服一下：一个事错别字多，一篇仨错别字，这是不允许的，因为你要靠这个为生的呀。写封家书、发个短信有错别字可以原谅，但你是卖钱的啊，你把错别字卖给人家了是不对的嘛。错别字多、“蓄水池”少，这是所有作家的通病，这不仅是不尊重读者的问题，首先是不尊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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