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大邮轮“斯堪的纳维亚皇冠”号把我们从哥本哈根（Copenhagen)送往奥斯陆（Oslo)，时值隆冬，游客不是很多，船上自助晚餐很丰盛，又奉送酒水，大家情绪高涨，饱餐之后睡了个好觉。早上九点多靠岸，天色依旧黯淡，岸边灯火不熄， 北欧的冬夜真漫长。

 

挪威不乏文化名人，易卜生、蒙克、格里格，个个都是大牌，瞻仰他们的事迹一直是我的愿望，然而这次除了在大作家易卜生身前经常光顾的Grand Hotel住宿外，并无其它安排。幸运的是，当天行程临时作了些调整，我们得以有机会去心仪的景点 - 维格兰雕塑公园观光，这让我欣喜不已。曾几何时，这位天才雕塑家的作品在中国被当做色情的同义词。直到今天，他还是一位颇受争议的艺术家，对其作品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可是不管怎么说，一个城市，为了一个艺术家，建了一个公园，存放了一百九十二座雕塑，围绕着一个主题 - 生命，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即便是维格兰的前辈和偶像、大名鼎鼎的雕塑大师奥古斯特·罗丹也未享有如此待遇。

 

古斯塔夫·维格兰（Gustav (Adolf) Vigeland），木匠的儿子，1868年出身在挪威南部海边小镇曼达尔（Mandal)，从小就对木刻着迷，15岁到奥斯陆学艺，父亲去世后返乡，仍心系雕刻，画了一批木刻素描草图，20岁时携作品再赴奥斯陆，无奈难觅知音。一个饥寒交迫的夜晚，他终于获机会向著名雕塑家Brynjulf Bergslien展示作品，从此改变命运，成为Bergslien的学生。1898年秋季国家艺术展展出了他的第一件作品，在恩师推荐下，他跟另一位雕塑家Skeibrok继续学艺。次年，他的作品“Hagar and Ishmael"在比赛中获奖，得到哥本哈根雕塑家C. Vilheim Bissen的青睐并收归门下。Bissen是一个比斯堪的纳维亚其他艺术家更现实的雕塑家，虽然当时他仍被视作新古典主义阵营的一员。完成学业后维格兰获政府资助去巴黎深造，此间他常拜访罗丹工作室，尽管未与这位艺术大师见过面（也有说1893年他们曾见面），但罗丹的艺术思想对他日后的创作影响深刻，尤其是罗丹与周围异性间错综纠缠的关系。1894和1899年维格兰两次举办了个人展览会。

 

世纪之交是维格兰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那年他与Mathilde Anderser结婚，有两个孩子，可惜最终离婚收场。22年后，他和小他三十岁的Ingenid Vilberg结为伴侣。与Anderser婚后他花了半年时间在欧洲旅行和考察，回国后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包括为斯堪的纳维亚名人易卜生、诺贝尔等人的半身像和完成了放在Eldsroll广场上的喷泉的初期工作。1910年起他采用花岗岩雕塑，初时用小块的，不到两年，就在大石料上制作群雕。大型石雕需要更大的存放和展示空间，这对他无疑是个难题。然而幸运的天平似乎总在关键时刻向他倾斜，1924年，政府决定拆除他居住的房子兴建图书馆，他抓住机会，在与当局进行了长时间谈判后双方达成协议：维格兰同意在身后捐出所有的作品包括手稿、草图等，以换取政府提供的住处、工作室和放置雕塑作品的场地。从此，他就在这块面积达80英亩的土地上安下新家并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二十个春秋。 

 

维格兰是个勤奋、高产的艺术家，他为他的祖国留下了1600座雕塑、成千上万幅图纸、420件木刻和一批手稿，维格兰雕塑公园成为一座大型的艺术博物馆，每年吸引无数世界各国的艺术家和游客来到这里。20世纪中叶，Campbell Crockett评论这位艺术家时就断言：维格兰的大量作品保证了在今后的日子里艺术世界依然有着他的一席之地。 

 

“生命之桥”是维格兰雕塑公园四个组成部分中的一个，是从正门进入展区其它部分的必经之路，也是置放雕塑最多的部分。原桥建于1914年，维格兰接手后，花了8年时间改建，加了花岗岩护栏和铸铁灯笼立柱。在100米长、15米宽的桥两边，各安置29座青铜雕塑，包括儿童和不同年纪的男女，部分是单体的，部分是双人或多人的。维格兰拒绝为他的作品命名，也不做任何解说，这使得他的作品引不断引起争论。然而，维格兰的作品是通俗的，任何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人生经验去体会和感悟他作品的内涵。 

 

“生命之桥”上的四个小孩（两男两女）的青铜雕塑很出名，这是其中之一的小男孩。他在看什么，我们无从知晓，但从他天真无邪的表情，不难感受到这是个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的孩子。 

 

小女孩好像有点闷闷不乐。有人把四个孩子分别标签为“喜、怒、哀、乐”，而她是其中的“哀”。无论如何，这种定义是牵强的。她似乎有些愁，两手下垂，显得委屈和无奈，双眼直视前方，充满祈求和期待。 

 

瞧她笑得多开心，小手还捧着肚子，这个Pose很有型，知道为什么吗？

 

哦，她看到了那两位。

 

这是园内著名的青铜塑像 - 很多人称其为“愤怒的小孩”，两次被盗，又都找了回来。小子有福，命不该弃。他怒成这样，一定是有原因的。

 

原来如此 - 被冷落了。

 

“愤怒的小孩”个头不大，却浸透着维格兰半生心血，从1901年绘制素描开始，经过建模、修模，直至1930年才完成，那年维格兰已62岁，可谓是老来得“子”。前后花了近30年时间，足见作者对这件作品的重视，也反映了艺术家的严谨和精益求精。据报，这尊雕塑有望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挪威馆内陈列展出。

 

亭亭玉立的少女。

 

沉思中的少女。

 

展示青春的活力。

 

男女间相互吸引、缠绵相爱的关系是罗丹雕塑的主题，也是维格兰探索的重点。

 

那个年代，雕塑界流行着新古典主义、自然主义和印象派风格，维格兰曾师从多位大师级的艺术家，他博采众长，摆脱传统束缚，形成了属于自己的风格。 

 

嬉戏的一对。 

 

维格兰的雕塑用料分为三类，树根、青铜和花岗岩，公园内展出的以青铜雕塑数量最多。 

 

他的情侣雕塑有些肢体动作很大。 

 

夸张的长发展示了力量、速度与激情。

 

年轻父亲与孩子也在他的作品中占一定比例，这或许与当时社会的家庭价值观有关，维格兰试图通过他的作品让更多的男士重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父子会心地笑了，毫不理会旁边这一对。 

 

老与幼，深情的对视，。 

 

这件作品是“生命之桥”中重要的一件，揭示了两性间永恒的吸引和爱，或者讲是东方信奉的阴阳关系。圆形的圈象征生命的循环，年青异性的交缠结合使生命得以延续繁衍，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对“生命之桥”上所有作品的艺术总结。

 

在奥斯陆，令我们欣喜的另一件事是有幸入住这家酒店 - Grand Hotel。这是奥斯陆最著名的酒店，也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参加颁奖典礼时入住的酒店，每年的12月10日，这里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自1901年以来，这已成了惯例。 

 

有着一百三十多年历史的酒店与挪威大作家易卜生有着很深的渊源，1891年，当易卜生从南欧回到奥斯陆后，他把酒店当成了第二个家，一连九年，几乎每天都来这里，一边用餐、喝咖啡，一边看书或写作，从不间断。夏天，他特别喜欢坐在凉爽和绿树成荫的棕榈树花园，有趣的是每天下午1:20-2:00、6:00-7:30，他一定会出现，以致有人以他的出入来校对自己的手表。 

 

易卜生的午餐很简单，通常是一份夹馅的三明治，一杯啤酒或杜松子酒，或是威士忌加苏打调制的'Pjolter”。1899年，酒店赠送给他四个手工制作的酒杯，上面刻有他名字，分别装了他喜欢的啤酒、杜松子酒、红酒和“Pjolter”，以表达对他的敬意。易卜生用餐前，他的餐桌上总是放着一块“易卜生博士预订”的小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