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大师的一面之缘

     惊悉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仙逝，心情十分沉痛，因为我和大师有过一面之缘，而且是令人难忘的一面之缘。

    2001年新秋，我在铁岭召开的全国红楼梦文化研讨会上，见到了仰慕已久的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

    记得在开幕式之前，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听说周老先生要出席会议，都聚集会场外面，翘首迎候着他老人家的到来，一睹大师的风采。大约是在九点整，周老在当地政府官员陪同和记者的簇拥下走进会场，他虽然是白发苍颜，但精神矍铄，春风满面。他频频向代表们招手致意，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位朴实真诚、和蔼可亲的老人。在会上，老先生阐述了从中华文化的角度和层面来观照《红楼梦》的意义和情趣，提出了将考证和索隐结合到一起研究《红楼梦》的新思路，引起代表们的热议。尽管有人不接受老先生的观点，但我还是钦佩他的不断探索和创新精神。红学研究中“考证派”和“索隐派”是对立的，这是事实，但考证与索隐的本质是一致的，目标是相同的。《红楼梦》创作手法就是将真事隐去，用假语称言，无论是用考证，还是用索隐，都是为解开《红楼梦》谜团所必须选择的途径。只不过考证立足于史实，借助于理性思维实多一些，索隐立足于想象，借助于形象思维多一点。在现有红学史料挖掘的差不多的情况下，一味的运用考证，路子只能越走越窄。不妨适度地运用一些索隐的方法，发掘红学考证的新线索，开辟红学考证的新途径，或许能使红学研究在山穷水尽之际，走向柳暗花明之境。所以，我很赞赏老先生观点。

    开幕式后集体合影，我在有幸与老先生的相遇时，向他道出我的姓名，他反应很快，立即拉着我的手说：“非常赞佩您的红学考证文章！”。但一句话刚说完，就被争着和他拍照的其他代表打断。仅仅就这么一句话，使我们由神交变为执手之交。两个月之后，老先生为我的学术论文集《“界外”杂识》（香港银河出版社2003年出版）写序，还提到他冲口而出的这一句话。他说：“回忆当时的情景，还在目前。不想，我此刻又为他的文集写序，而此拙序的开头，就引用我那“第一句”。其实，我以为就写这一句话，也就够了——因为“萍水”“倾盖”之际的冲口第一句，那语意最真诚，也最有代表性。”

    一句话使我终身难忘，一句话也使我终身受益。

    后老我才知道，早在1982年，周老就关注到我发表在《红楼》杂志上的短文。他曾写过文发表于《在光明日报》，介绍我在清人陈廷敬《午亭文编》中发现丰润曹家釀造浭酒的资料，也曾向采访他的媒体讲述我在明人杨慎《升庵集》中查到《红楼梦》用“凹凸”二字命名山庄、溪馆的出处。1997年，曹雪芹研究会拟在河北丰润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我向会议提交了论文《从张见阳与曹寅的交往看曹雪芹的祖籍》，会议筹备处的王畅先生，将我的文章推荐给周老，不久，我就收到老先生为这篇文章写的一篇跋文，给拙文以很高的评价。据说，老先生单独为一篇论文写跋，还不多见。后来因考证上海博物馆藏张见阳小像上的曹冲谷题诗，我和老人家还通过一次信。由此可见，周老前虽然学问渊博，著作等身，才高望重，但为人谦逊，正诚待人，提携后学，逮津来者，支持草根，尤其是关注青年人的论作，并给予热情的鼓励和帮助，令人难以忘怀，这才是真正的北斗才学，宗师风范。

    周老先生还称我和他一样，都是“红学界”的“界外分子”。一位大师级的宿耆，对一个无名后辈做出这样毫无势利之心的品评，这平等待人的态度，令人尊敬，也让我感动。周先生说的“界外”，指的是为学之人的做人境界，“界外”也就是“局外”，有如下棋 “当局者迷，局外人清”的意味。我深刻领会到前辈学人对无名后辈的这一褒扬中，寄寓其中的鼓励、教诲的用心及殷切的期望。

    我在高校从事图书管理工作，给自己的定位始终是资料情报服务人员，为师生读者开展教学、科研提供服务，并非非专攻学术的业内人士，在工作之余，置身“界外”，埋头读书，久而久之，遂为书香所染，发现书中有价值的资料，便把他整理出来，或提供给有关研究人员，或写成文章，发表在报刊，所发文章也多为资料性的考证文章。我的“界”在书中，我的心也在书中。所以我认同周先生“界外分子”的提法，给自己第一本论文集题名就为《“界外”杂识》，并以此来要求自己，鞭策自己，不追名逐利。不急功近利，做一个本本分分的界外人士。

    由周汝昌大师的一面教诲、鼓励，我把我学术视野由界内拓展到界外，由《红楼梦》延伸到了纳兰性德、《浮生六记》，以及地方文化。

周汝昌为拙稿《《从张见阳与曹寅的交往看曹雪芹的祖籍》写的跋文手迹




刊载在《曹雪芹祖籍论辑》中的周汝昌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