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性德举荐毛先舒和王丹麓

许增于光绪六年刊刻的榆园本《纳兰词》中，收有四首《秋千索》，其按语曰：“此词谱律不载，或亦自度曲，一本作《拨香灰》”。检康熙二十三年前后刊刻的绿荫堂本《百名家词钞》、康熙二十五年刊刻的天藜阁本《瑶华集》、乾隆三十二年刊刻的经锄堂本《昭代丛书》，所收均作《拨香灰》。考《新填词名解》称“拨香灰五十四字，毛先舒自度曲也”。毛尝作《忆》诗，有“寻香更拨灰”句，故名。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纳兰性德与顾贞观合辑《今词初集》，收入毛先舒的五首词中，就有《拨香灰》（“嫩黄杨柳东风后”），可见纳兰性德是袭用毛先舒的自度词。至于此体被说成是纳兰性德自度，那是因为在性德去世以后，纳兰明珠将儿子生前写的手稿付于徐乾学刊刻为《通志堂集》，徐见谱律中不载，且无词牌，便以为是性德独创，即取词中 “弄一缕秋千索”句为词牌名。

由纳兰性德袭用《拨香灰》体填词，可以看出他十分欣赏毛先舒的词作。毛先舒（1620—1688）, 字稚黄,初名骙，字驰黄，浙江钱塘人，明诸生，少奇慧，十八岁时著《白榆堂诗》，为云间诗人陈子龙所赏识，即从子龙游。入清，弃举业，未仕进。从理学家刘宗周讲心性之学，名列“西冷十子”。与毛奇龄、毛际可齐名，时人语云：“浙中三毛，文中三豪。”先舒平生好谈韵学，早期由追随云间而步入《花间》、《草堂》之径，填词颇多婉娈之音，后期标榜寄托，认为不论豪放、婉约，有寄托皆有价值。在词学理论方面主张尊体，不以词为小道，称词为“诗余”概念不确。这与纳兰性德的词学主张颇有相似之处，纳兰性德毕生肆力于词，托焉比兴，抒写性情，既写婉丽凄清之作，也写沉郁豪放之篇。或许这就是纳兰性德赏识其词作，袭用其词体的原因。

纳兰性德虽然出身于满洲贵族，但心仪汉族文化，景慕江南名士，所交皆江浙一带俊颜胜流。尤其是闻知有落拓潦倒之奇才（包括隐士、遗民），必以书函慰藉，或倾囊相助，或阴为调护，得到他帮助的人为数不少。毛先舒中年偃骞，晚年穷困，不与世合，杜门著书，虽卧病床塌者十余年，仍笔耕不辍。以纳兰性德为人，闻知他所赏识的名士处在困难的情况下，必然会主动地伸出援手。笔者最近在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的《历史文献》杂志上，读到谷辉之编著的《毛先舒年谱》中，引吴舒凫《王丹麓传》载纳兰成德绍介毛先舒、王晫二人事：

成侍卫德，素未通问，特致书顾太守岱，称毛稚黄、王丹麓两人文行为西陵第一。时开馆修郡志，毛令其子通谒，遂延入馆。王终不往。

这条资料鲜为人知，时下出版和发表的纳兰性德谱录、传记中也不见记载，但出处绝对可信。考《王丹麓传》的作者吴舒凫，字仪一，浙江钱唐人，工填词，与毛先舒、王丹麓均有交往。王丹麓名晫，号木庵，又号松溪，亦是钱塘人，明诸生，入清不仕，一生以绘画、刻书为乐事，亦好倚声，《今词初集》选有其作。康熙十七年昭徵博学鸿辞，京师有贵人欲荐王丹麓，终以不可夺其志而叹息作罢。著有《今世说》、《霞举堂集》，吴舒凫《王丹麓传》即收在《霞举堂集》卷首。纳兰性德致书的“顾太守岱”也实有其人，《中国人名大字典》载：顾岱，无锡人，嘉定籍，字泰瞻，一字舆山，号止庵。顺治进士，官云南同治，值吴三桂纵兵淫掠，岱实按其状，追还所掠子女三千余人，民德之，建祠尸祝。官至杭州知府，有《澹雪斋集》。检《杭州府志》（职官）：顾岱于康熙二十一（壬戍）年任杭州府知府，而浙江总督衙门开馆修郡志即在康熙二十一年。然谷晖之在《年谱》又引《毛稚黄墓志铭》：“康熙癸亥（二十二年），浙抚王君修《通志》，请召诸名士，乞以属笔，次及君，君所登载，必择忠孝节义事”。所谓“浙抚王某”实为辽宁盖平人王国安，查《清代浙江巡抚年表》，王国安于康熙二十一年至康熙二十三年在任。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浙江通志》一书的文字中，有“至国朝康熙二十一年，总督赵士麟、巡抚王国安复因薛《志》增修，斟酌损益，义例粗备”的说明，与谷氏所引，相互印证，大致符合（修志时间仅错一年）。

毛先舒虽为遗民（《小腆纪传补遗》曾为其立传），但还是比较开明地接受了纳兰性德举荐，大概是他为纳兰性德风义所感动，为纳兰性德的才华所折服，并没有对这位满洲贵族公子的举荐予以拒绝。也正是因为他接受了纳兰性德的举荐，他才得以在《浙江通志》里留下了宣扬忠孝节义的文字。而王丹麓却拒绝了纳兰性德的举荐，这或许是他对满族人还存有根深蒂固的敌视情绪，或许是他还不了解纳兰性德的为人，或许他更多的是听到有关纳兰性德父亲明珠贪渎弄权的传闻。人和人毕竟是不一样的。

如此，纳兰性德在与汉族名士的交往中，可能也遇到过其他的类似毛先舒和王丹麓的人和事，只是隐于浩瀚的历史文献中，有待我们去考证和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