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封建社会私人藏书活动中的流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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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国封建社会私人藏书活动进行分类，最早始于明代万历年间的胡应麟，他在《少室山房笔丛》将藏书家分为“好事家”、“赏鉴家”二类。继而清康熙年间的钱曾在《读书敏求记》中将藏书分为“藏书者之藏书也”、“读书者之藏书也”、“售书者之藏书也”等三类。到了乾隆年间，洪亮吉又在《北讲诗话》中将藏书家分为“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掠贩家”五等。民国期间，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对洪氏一说进行了补订，合“考订、校雠”为一，统名之为“著述家”。

    以上对藏书家的分类，基本上是以私人藏书活动的目的为依据。此外，笔者以为，似乎还可以从中类分出一个“流通家”，所谓“流通家”是指那些具有流通意识，乐于将藏书通过外借、传抄、刊刻、捐献等方式，使之公诸于众的藏书家。其目的是为了使藏书得到广泛的利用和永久的保存。用钱曾的口气，此乃流传者之藏书也。

    书籍是知识的载体，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书籍只有在广泛的流通中，才能发挥其作用。为了使书籍能够流传下去，古代作者往往要把他的著作抄成副本，将正本收藏起来。如司马迁着《史记》，“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同时，读书人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学识水平，亦广抄书籍，聚之于一室，作为诵读之资。由此而产生了私人藏书家。所以说，我国古代早期的藏书家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既有收藏意识，又有流通意识，两种意识相辅相成，自发产生。

    古代早期的藏书家应是乐于将书籍外借他人的。古谚有“借书一瓻，还书一瓻”之说。借书人在向藏书家借书时，往往以一瓻酒相酬，还书时又以一瓻酒相谢，藏书家当然欣然允借。但是到了私人藏书发展和兴盛的唐宋时期，这句古谚被讹传为“借书一痴，还书一痴”。藏书家们的流通意识渐渐谈薄，“以秘惜为藏”成为主导意识。他们将书籍幽闭深锢，宁可秧饱蠹鱼，也不示人。晚清著名小说家刘鹗曾于光绪十七年冬专程至聊城，欲借杨氏海源阁藏书，即被拒之门外。他有感而发，将此作为《老残游记》的一段素材：写老残至东昌观书未果，即于客舍壁上愤然题诗曰：

                     沧苇遵王士礼居，艺芸书舍四家书，

                     一起归入东昌府，深锁嫏阛饱蠹鱼。

    从总体上看，封建社会私人藏书活动，是在禁锢秘惜的藏书制度中进行的，以保存文化遗产为其主要职能，但也不乏具有流通意识的藏书家。后蜀时期的毋昭裔就是其中一位。毋昭裔在他早年贫困时期，从人借书，见藏书家多有难色，不禁叹曰：“恨余贫不能力致，他日稍达，愿刻版印之，庶及天下学者。”后毋昭裔出任蜀相，以藏书显其家，乃曰：“今可酬宿愿矣！”因命工匠日夜雕版，印成《文选》、《初学记》、九经、诸史行于世，两蜀文字由此大兴。具有流通意识的藏书家，有不少人在早年曾品尝过被拒借，遭冷遇的滋味（如明代的杨文贞，清代的袁枚）因而他们能够理解求知者渴望读书的心情，能够体谅求知者向人借书的苦衷，将藏书开放外借，刊刻流通。即使在“借书一痴”谚传盛行的宋代，也出现过一些痴心不改的藏书家。如家有藏书三万卷的宋敏求，因与王原叔“相约传书，互置目录一本，遇所阙，则写寄，故能致多”。丞相苏颂家藏万卷书，他以书宴客，颇许人假借传写。藏书家郑嘉会官于惠州，闻得大文学家苏轼迁谪到地处偏僻的儋州，无书可读，便两次用海舶载书千卷，送至儋州，借给苏轼阅读。藏书家李公择将其九千余卷书籍尽藏于庐山之白石庵，而不藏于家。 “将以遗来者，供其无穷之求。”因而受到人们的称赞。此数人行藏均见前文，在当时传为美谈。

    到了明清时期，一些藏书家深谙“以秘惜为藏”的弊病，提出了以“传播为藏”的主张，公开向传统的藏书制度挑战，并在实践中采取一些变革的举措。明人姚士粼在《尚白斋秘籍序》中说：

    盖知以秘惜为藏，不知以传布同好为藏耳。何者？秘惜则箱囊中有不可知之秦劫，传布则毫楮间有递相传之神理。此传不传之分，不可不察者。

    由于封建社会时世动荡，战乱频生，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限，因而私人藏书很难得到长期永久的保存。历史上有不少知名的私家藏书（如绛云楼、海源阁等），不是毁于兵燹，就是厄于水火。或因藏书家家道中落，子孙不能善守，有以书易物者，有以书为薪者。传统的秘惜禁锢的藏书制度致使大量的书籍成为稀有之本，或孤本、或绝本，一旦毁厄于水火，人世间遂不得复见此书。明崇祯年间，藏书家曹溶见今之私家藏书“无不绨绵为衣，旃檀作室，扃钥以为常”，“使单行之本寄箧笥为命，稍不致慎，形迹永绝”，遂创立《流通古书约》。约定藏书家彼此有无通共，“各赍所钞互换”。他希望藏书家“当念古人竭一生心力，辛苦成书，不大易事”，若“自非与古人深仇重怨”，就应当将珍本秘籍“绣梓通行”，“广储好事”。清初顺康年间的藏书家黄俞邰、周在浚，鉴于藏书冠于东南的钱氏“绛云楼”，于顺治七年（庚寅）毁于一炬的教训，发出了征刻唐宋秘本的动议，列出《征刻唐宋秘本书目》，共69种，希望有力者能刊刻流传。他们警示众人：“倘不及时流传，恐古人慧命由此而绝。”此举在知识分子和藏书家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朱彝尊、纪映钟、钱陆灿、魏禧、汪楫等五位江南名士，联名发布了《征刻唐宋秘本书启》，予以热情的关注和支持。著名藏书家徐乾学和满族文人纳兰性德积极响应，辑刻成大型丛书《通志堂经解》，几举黄周二人所列《书目》中经部书籍全刻之。乾嘉时期，藏书家周永年，有感于私人藏书未有聚而不散者，乃继明人曹学佺提出的仿效释道二藏建儒藏的建议，积极倡导“儒藏说”，择山林闲旷之地建儒藏之所，名为“借书园”，他动员凡有志于传布的藏书家，出其家藏集于园中。列出《儒藏未定书目》，提供给藏书家，使之了解古人之书存佚情况。又将“秘本不甚流传者”制成活版，印成数十部，让藏书家彼此可以互补其所未备，使“奇文秘籍渐次流通”，使“前辈之心血，犹不至于湮没于奕世也。”后又有阮元，设“书藏”于“灵隐”、“焦山”二寺，所藏书籍尽是一些当代名士和藏书家捐献而来，使无力购书的贫士可以借观，而无私藏垄断之患。他还制定了包括对书籍的“签收、簿录、分类、守藏、借阅”等内容的管理条例，已具有向公共藏书过渡的某些特征。约在同时，袁枚、鲍廷博则提出“以散为聚”的主张。袁枚有小仓山藏书四万卷，但到了晚年，却主动将自己的藏书“散去十之六七”，其中有五十三种为世上流传稍稀的书籍，是他应乾隆皇帝求书之诏，呈献给《四库》馆臣，作为编纂《四库全书》的底本，其余均奉送给宾朋。他还撰写了《散书记》和《散书后记》等文，认为天下没有不散之物，子孙亦不能永守，与其身后散，还不如身前散，他要亲眼看见这些书籍“散得其所”，为人所用。鲍廷博积书数十年，家累万卷，藏书多善本，并有人间所未尽见者，人从假借，未曾逆意。晚年，他“惧其书不能久聚”，遂“以散为聚耳”，是散于己，而转聚他人。他将家中所藏六百余种书籍进呈给《四库》馆，余之外尽“付于梓人氏”，刊刻成《知不足斋丛书》，“以是毁其家，不恤也。”他曾经说：

    至于书，则作者之精神性命托焉。着古者之睧睧，传千里之忞忞者，甚伟也！书愈少则传愈难，设不广之所，古人几微之绪，不将自我而绝乎？乞火莫若取燧，寄汲莫若凿井，惧其书之不能久聚，莫若吾身而善散之也。

由此可见，他的散书之举，实质上是一种流通手段，以全贤哲著述之愿。

    在我国藏书史上，这类藏书家虽人数不多，犹如寥落之晨星，但却闪烁着璀璨的光芒。他们的变革举措虽不尽完善，但能使大量的珍本秘籍公诸于世，化孤本为复本，变独家收藏为众家收藏。这样，即使有一家藏书遭到毁厄之灾，也不至于这些书籍在世上流传湮没，这才是保存文化遗产的最有效之方法。他们的识见和思辨虽不成系统，但能用辨证的眼光看待“藏”与“流”的关系，明确藏书的生命在于流通。藏是流的条件，流是藏的保证。藏不应当使流受到阻塞，流也不应当使藏受到损失。正确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则有利于书籍的长期保存，有利于求知者读书治学，有利于发挥书籍的作用，也有利于藏书家丰富自己的收藏。这类藏书家可称为“流通家”，他们对旧式藏书制度之弊病的识见和思辨，为近代图书馆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他们对旧式藏书制度的变革举措，为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形成，提供了借鉴作用。他们是封建社会私人藏书活动中的进步力量。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为他们建一“流通家”类，是否恰当，谨祈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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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书店，1983

[3]李希泌、张淑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

[4]陈锡岳，林基鸿《名人与图书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