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堂经解》底本并非尽出自于“传是楼”所藏

《通志堂经解》是清代满族文人纳兰性德编校的一部阐释儒家经义的大型丛书。在《通志堂经解》辑刊之前，纳兰性德曾钞得业师徐乾学“传是楼”所藏经解书一百四十种，而《通志堂经解》辑成，所收书恰恰也是一百四十种。因此，有人以为《通志堂经解》的底本尽出自于“传是楼”藏书，甚至于怀疑《通志堂经解》的辑刻是徐乾学一手包揽，为逢迎权贵纳兰明珠而托名成德校订。

事实上，《通志堂经解》所收书的底本有部分出自于纳兰性德朋友的助购。纳兰性德在《经解总序》中回顾说：“余向瞩友人秦对岩、朱竹垞购诸藏书家。”据陆陇其《三鱼堂日记》载：他于康熙三十年寓居浙江嘉兴藏书家曹溶家园，曾向曹溶次子曹彦恒打听曹氏藏书，曹彦恒对他说，家中“昔有宋版书一大橱，俱为成德取去”。纳兰性德一生只有在康熙二十三年夏秋之际曾扈从康熙皇帝到过一次江南，终点站是苏州，而未入浙地一步。从曹溶取走的宋版书可能是他托秦对岩、朱竹垞等人前去收购。陆陇其是著名的经学大师，他向曹彦恒打听的藏书当然是经籍书。这部分书，很可能就有的被纳兰性德收入到《通志堂经解》中。

纳兰性德既然托朋友们收购，朋友们也就毫不吝啬拿出自己的珍藏，作为辑刻《经解》的底本。如《通志堂经解》所收的吴澄《今文尚书纂言》，其底本就是朱彝尊“曝书亭”藏书。据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卷二著录该书云：“曝书亭旧藏明嘉庆己酉顾应祥刊本，通志堂即依此付雕。” 卷首有朱彝尊题识云：“是书购之海盐郑氏，简端所书犹是端简公手迹也。会通志堂刻《经苑》，以此畀之。既而索还存之笥。壬申岁归田，检椟中藏本，半已散失，幸此书仅存。又七年，曝书于亭南，因识。竹垞七十一翁。”《通志堂经解》中又有《书蔡氏传辑录纂注》六卷，其底本则是顾贞观所藏。瞿镛《铁剑铜琴楼藏书目录》卷二著录该书为元刻本，卷中有“顾贞观”、“侍御之章”、“高阳氏”、“槐荣堂”诸印记。据此瞿镛认为：“通志堂本宜即从之出”。

《通志堂经解》所刻底本不乏有纳兰性德自藏书。如《永嘉蔡氏论语集书说》为纳兰性德自购，他在《经解序》中说：“是书《宋艺文志》不载，诸家藏书目俱未收，予乃购得之，幸矣。”在纳兰家族败落的时候，其藏书多数流入到宫廷。著录清代皇家藏书的《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前后编，就收了不少钤有“谦牧堂藏书记”白文印、“谦牧堂书画记”朱文印的珍本书。“谦牧堂”是纳兰性德弟弟揆叙的堂号，纳兰性德生前藏书从无钤印，卒后其藏书尽归乃弟，所以他的原有藏书仅钤有“谦牧堂”藏印。在《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八中，著录了元赵汸撰书《春秋左氏传补注》一函三册十卷、《春秋属词》二函十册十五卷，俱为元版，钤有“谦牧堂”白文、朱文二印。而《通志堂经解》中正收有这两种书，且卷数、版式、体例、序作者与“谦牧堂”藏本相合，由此可见，《通志堂经解》所刻这两种书，是以纳兰性德自藏本为底本。纳兰性德还有一部分收购和自藏的经籍书由于漫漶或讹误未能刻入到《通志堂经解》中，据朱彝尊《曝书亭集》载：纳兰性德收得元龙仁夫《周易集传》八卷，原书应为十八卷，通志堂刻经解时以其残缺，故未开雕，而朱彝尊写以藏诸笥。又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北京图书馆藏有“清康熙纳兰氏通志堂抄本”《东莱先生吕氏读诗记》三十二卷，也未见《通志堂经解》收入。

上述情况已经表明，辑刻《通志堂经解》用的底本并非尽出自徐氏，而有纳兰性德的自藏和朋友们的提供。虽然纳兰性德所钞徐氏经解书与《通志堂经解》所收书在种数上相合，但只仅仅是一种巧合，并不能说明《通志堂经解》的刊刻为徐乾学一手包揽，纳兰性德在经解文献收集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编校权也是抹杀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