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小学教师“减负”的呼声由来已久。早在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 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022年“两会”有代表再次提出。今年“两会”，民进中央带来《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教师负担的提案》（以下简称《提案》），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闵行区副区长刘艳说：全国“双减”调查报告显示，“60.3%的教师认为课后服务加大了工作量、70.9%的教师呼吁减轻非教学负担”。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教师与学生的负担一样，不完全取决于量的多少；很大程度上要看是否超出被动工作的极限。如今，大环境“一杆子打翻一船人”的否定、埋怨、指责和苛求，严重伤害了广大教师的感情，形成沉重的心理负担。如果说教师最大的错误，就是自己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学生，反过来却否定教师。今天，“佛性教师”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这一状态的消极抵抗。

其次，管理行政化、评价文本化造成教师工作上本末倒置。从学校到个人处处追求“留痕迹”。尤其，计划、总结、报告、方案、论文和填表等都要求限时提交，并纳入“绩效工资”考核内容。迫使教师编写教案忙里偷闲，或网上下载、或弄一个PPT，甚至没有教案就上讲台。

再次，“两率一均分”的“一刀切”整体优化，导致广大教师揠苗助长，在非正常思维状态下加班加点打“疲劳战”、“题海战”，严重干扰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使相当一部分学生苦不堪言的同时，更无限增加了广大教师的工作量。

第四， 大量的会议，研讨，培训，交流，接待，教研活动，以及五花八门的公开课、研究课、展示课、观摩课、示范课、汇报课等活动占去大量时间。

第五，由于上述诸多原因，导致教师队伍整体水平与教育教学需要有相当大的差距（看用什么标准衡量了）。于是乎，一方面，学校引进企业“精细化”管理模式，事无巨细、处处量化；另一方面，教师疲于应付——萝卜多了不洗泥。进而刺激管理者加大管理力度，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年“两会”上，包括上海市闵行区副区长刘艳在内的部分代表、委员指出“落实‘双减’使广大教师过重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呼吁为教师“减负”是经过调查、有事实依据的。窃认为：落实须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抓住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其一，面对现实，端正认识，尊重教师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尽管对教师有着特殊的职业要求；但从个人的角度看，教师与工人、农民都是一种职业，都是谋生的一种手段。如今，强调教师的付出成为人们顽固的思维定势。工人奋斗成为作家，即使跨行业也被誉为自强不息的榜样；有谁见过关于农村教师经过艰难打拼，最后进到城市省重点中学任教的报道？ 还有，人们总以50年代的标准要求教师，试问给了他们50年代的尊重吗？何况，社会都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了。

其次，尊重教育规律和教师的主观能动性，不能用1+1=2自然科学的思维模式管教师、办教育。2019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的提案是“基层教育‘当家人’得有门槛”，即：“以北京师范大学的一项调查研究为基础，调查发现，全国26个省市的2898名教育局长大多由非教育领域出身的行政领导担任或者转任，不少地区基层教育行政领导的专业化水平与教师和校长的专业化水平处于一定的失衡状态，缺乏足够指导教育改革创新的专业能力。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说:"全国有3200多位地市、县级教育局长,一个好局长就是一方好教育。建议：建立教育局长培训和发展的专业机构；研制《教育局长专业标准》，把对教育局长专业化要求具化为可以操作的“教育局长专业标准”。

再次，落实因材施教。以多元智能的思想，承认学生之间存在的先天与后天差距，承认学生的智能类别是不一样的。“不求学生个个全优，但求孩子人人进步”。因为，人群智能的多样化是与社会对人才需要的多元化相一致。如果，人人考上北大和清华，那将是一场灾难。

我们说：教师“减负”是学生“双减”的前提。无论是学生“双减”还是教师“减负”，说到底都是人的问题，都是决定行为的思想认识问题。抓住以上几个关键问题，很可能实现纲举目张的效果；否则，树根不动，树枝白摇；甚至，连摇一下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