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殿，你这个骗子！没有钱你还上什么电视，还吹自己是什么慈善家？！”一位来自大连的妇女，在向青岛慈善人士王明殿索捐无望之后，守在王明殿的小饭馆前声嘶力竭地哭喊着。这是王明殿最近遭遇的“索捐”事件中的一个。王明殿是“感动青岛十佳人物”，2007年以来已有138人上门“索捐”，最多的一天达到了12名，最远的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见本报昨日五版)

    类似的“索捐”事件在各地均有发生，我省的林秀贞也是被索捐的对象之一。媒体报道她的事迹以来，她家里已收到许多来信，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有希望给点钱和物的，有希望她代养老人的。“索捐”已成为一种发人深省的社会现象。

    我以为，与其说“索捐”，不如说是一种明目张胆的“要挟”。索要捐助者为什么敢于要挟？就因为慈善家背着道德高尚的美名。这些人显然抱着这样的逻辑：你既然道德高尚，就不能拒绝一个以贫困的名义向你求助的人；如果拒绝，你的道德就存在问题。道德成为“索捐者”要挟行善者的工具，实在是一种莫名的悲哀！

    对于“索捐”，我看可以断然拒绝，不必背负任何心理负担，舆论也无须指责慈善家无情。因为做慈善事业，奉献爱心，更多的应当是一种主动的付出。主动的付出，才能让人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获得心灵的宁静与升华。因为自己做了一些善事，就天天被人堵着门要钱，无论帮还是不帮，心里都不会舒服，哪里还有心灵的宁静和升华呢？再者，慈善家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莫说是普通人，即便是富翁，仅靠个人，也不可能应付得了无穷无尽的索取。有多大的能力，帮多大的忙，这应当是民间慈善的一条原则。林秀贞，作为一个普通妇女，能在本村帮助几个孤寡老人已属不易，再让她去帮助天南海北的无助者，于心何忍？

    为什么索捐的人理直气壮？为什么本该拒绝的人有时却难以开口？都是因为我们对道德理解的偏差。我们的文化里有一种倾向，就是喜欢把道德无限拔高，一直高到谁也支付不起代价的程度。带着妹妹上大学的洪战辉成了道德楷模，结果他一卖自己的自传，立刻就引来争议声一片；“民工律师”周立太替讨薪民工打官司收取费用，也有人怀疑他的道德信誉。正是在这样的道德环境中，人们才认为，道德高尚的慈善家，就应当是观世音再世，大慈大悲，不能拒绝一切求助。也正因如此，索捐的人在被拒绝后竟然破口大骂，而做慈善的人面对难以承受的索取却不敢说“不”。

    当道德成了一种“苛求”而不是“追求”，谁还敢积德行善？想当初，那些善良的人们对身处困境的落难者施以援手，本意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些善事，谁料想后来却使自己陷入了困境。这样的结果显然是对社会慈善环境的一种恶化，对慈善事业的一种消解。

    道德是有高度的，但道德高尚与否，不能完全以高度为衡量标准。一个人只有帮助一名失学儿童的能力，如果他做了，就是高尚的，其他人听说了也跑来求助，他帮不了，也不影响他的高尚。这才是道德应有的高度。现在一些人不敢做善事或者做了也保持低调，某种程度上正是怕被架上高高的道德神坛。

    高处不胜寒。还是别把道德拔得过高，以免让愿意行善的人们被“道德恐高 症 ” 吓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