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镇茧丝稠绵之历史沿革

地处江南杭嘉湖平原、素有蚕桑之乡的乌镇，农村几乎是家家户户耕田种粮和种桑养蚕.农民一年到头的生活和经济收入,主要来自两大块:种粮吃饭交皇粮、养蚕卖茧添衣裳。

乌镇历史上没有像样的茧厂（茧站），也没有官办缫丝业（丝厂），更没有经营丝绸的自产自销行业（丝绸进出口行业）,当然也没有专门进行丝绸织造的官办工厂。

清光绪初，乌镇初有经营细丝和粗丝的“代理丝行”，民间称之为“经行”。所有“丝行”经营也有期限，一般以小满开秤，乡人先赊销给“经行”、如有潮丝则退还原户。清光绪年间，乌镇有张同仁、徐添源、沈永昌为盛。后因沈永昌囤丝与杭州胡雪岩竞争失败，沈永昌倾则。至民国22年，乌镇又有十数家丝行冒起，然到民国37年，只有恒和寿记、浚昌永记两家。直至解放后，茧丝业经营全部归国家所有。

而缫丝业更为简陋，各农村采用自家茧用自家的简易缫丝车（即脚踏丝车），抽离出手工产的细丝和粗丝，全部由江苏震泽“经行”向本镇“代理经行”收取，并转售上海“洋莊”出口，总冠于“辑里经”品牌，还有诸如：“克郎二八宏”、“浮牌”、“金风车”等牌号。清同治及光绪初年，乌镇每年产丝七八千包（每包80市斤）。光绪后十年只有三四千包，民国以后减至一千余包和七八百包。

民国六年，经省议会决议《茧行条例》，本地及嘉兴、湖州两地茧商，可在本地建茧站（也称茧厂）用于收购鲜茧烘干后出售外运。至民国十七年，《茧行条例》取消，地方茧厂随之增多，本镇及周边有16家之多。“九一八”后，丝价惨落、茧价暴跌、歐销不畅，50余元一担鲜茧一路暴跌至20余元一担，外来茧商均无法经营宣告破产，民国二十三年，唯剩4家茧站靠建设厅定价而勉强生存，年底基本全部关门破产，所有茧厂房屋坍塌破损，气象甚是萧条，一直萎靡不振至解放后。解放后，茧站归政府所有，镇上重新规划了乌镇东南西北四个茧站，为政府收烘蚕茧之官方机构。

而丝棉则是地地道道的的乌镇手工特产，民间素有大环绵和小环绵两种丝棉，亦称之为“绵兜”，一般都采用煮熟蚕茧，在带水缸内手工剥茧，做成一个个“网兜”型丝棉，扯开可翻制丝棉被、丝棉袄，御寒功效甚佳。此些丝棉大多销于杭州、宁波等地。后因缫丝业的兴起，一般上好的蚕茧用于缫丝，而剥制丝棉者，均为“双宫茧（双蛹）”及“质次茧”。此习俗在乌镇农村一直延续至今。

丝绸织造业在乌镇素无官方企业，而民间绵稠织造业颇有历史。镇人将自缫之丝，织成“绵稠”，售予本地稠庄，销往宁波、杭州、上海等地。清末期，民间已有从外地引人“织锦业”。直至解放后乌镇才有正式织造业丝绸的稠厂。